一份经济政策备忘录

写于两周前,发于最近的《瞭望东方》

2011年9月xx日

提要:尽管宏观经济指标显示,中国经济很可能正在走向“软着陆”—物价持续上涨的势头已经得到扼制,预计通货膨胀从高点回落;而经济增速依然强劲,没有出现2008年调控时经济增速骤减的现象—但2011年的四季度至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全球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的可能性正在大幅度增减。本备忘录就全球经济二次探底时中国可以采取的政策应对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想法。

增长率:通过出台大的经济刺激政策来维持增长率的做法应该尽量避免。在全球经济二次探底之时,中国经济增长减缓再所难免。增长率,在中国的经济现状下,已经无法反映:1.增长的质量;2.对弱势群体的保护;3.经济结构的调整;4.就业增长的速度;5.增长的可持续性。因此,如果出台应对政策,应以以上5点为指针,而非单纯的增长率。

货币政策:大幅度放松银根的做法应该避免,货币政策应以微调为主。中国在2008-2010年间发生的信贷扩张仍有很多遗留问题,再次大幅放松银根将有饮鸩止渴的危险,可能的后果包括:政府和企业的债务大幅增长,银行资产质量下降,投资的回报率骤减以及资产和货物价格上涨。货币政策,因此,只能处于辅助的位置。货币政策姿态,可以由目前的适度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在国际金融动荡的情况下,如果业务正常的机构和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人民银行应该适时为市场提供流动性。鉴于中国的利率水平仍然很低,降息的做法不应鼓励。调整货币政策姿态,更多的应该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的力度来实现。

汇率政策: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应该继续稳步推进,切不可因为国际经济二次探底而再次停顿。国际主要货币的稳定性,在全球经济再次探底的情况下,将会变得更加不可预测。以美元为锚的汇率政策,将愈加不利于中国经济—在短期,美元走势决定人民币走势,美元利率牵制人民币利率,使得中国失去货币和汇率政策的自主性;在长期,美元的远期走势很可能会和中国结构转型所需要的汇率走势方向相反,阻碍中国的经济转型。因此,即便在全球再次陷入危机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也不应停止。

财政政策:有针对性和透明的财政刺激将是应对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主要政策手段。中国的财政状况,特别是中央财政,仍然有充分的空间,可以允许有力的财政刺激。但为了保证财政资源被有效运用,帮助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保护弱势群体和避免隐性政府债务的积累,财政刺激务必试图做到:1.任何财政刺激都通过政府预算的方式发生,避免预算外支出,例如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等,变相成为支出主体,积累债务;2.财政刺激以保护民生为主要方向,包括向低收入群体和失业人员提供保护,要避免匆忙上马政府投资的项目;3.在教育,医疗,职业培训,环保等方向,可以加大投入力度。这样既可以应对危机,也对未来高质量,可持续的增长打下基础;4.必要时,首先应该对居民进行减免税费,包括收入所得税,五险一金等。对大型企业,特别是具有垄断地位的央企,要尽量避免使用任何财政资源。

结构性政策:中国还有不少尚未完成的重大结构性改革,这些改革在短期未必有利于应对危机,但是在长期对实现稳定,高质量和具有包容性和公平的增长则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这其中包括实现关键资源和能源价格的市场化,并通过相应税收来反映环境成本;实现金融深化,增加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增加居民的投资方式,实现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决定;放开市场准入,包括行业准入和地区准入,消除地方保护和企业垄断;减少居民流动的壁垒,实现城乡居民一致的“国民化”;还有就是明确政府在经济中的职责和角色,增加政府行为的透明度。

结语:美国白宫前办公厅主任曾说:我们可不希望浪费一次严重危机(借此来推动必要的改革)。对中国而言,更是如此。如果全球经济再次探底,这将是别人的危机,而恰恰是我们推动改革的机遇。

人均GDP和人均收入

有不少人觉得GDP和收入不是一码事,人均GDP因此和人均收入也不是一码事,而我在这个博客里把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混为一谈是错误的。

我的语言却是疏松了一点,但并没有犯低级错误。

GDP有三种统计方式:支出法,生产法和收入法。不管怎样统计,三种方法得到的GDP数字应该是一样的(除了误差以外),也就是一个国家的

GDP=总支出=总产出=总收入

因此,对一个国家的总体而言,人均GDP就等于人均支出就等于人均产出就等于人均收入。

支出法的GDP大概最为人所知:GDP=消费+投资+净出口

中国统计GDP的最主要方法其实是产出法(这应该是苏联体系的自然延伸):GDP=第一产业产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支出必然等于产出看起来有点诡异,这主要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存货投资的东西,任何缺口都被定义成存货(投资),因此支出在会计意义上总是等于产出。

支出和产出必然等于收入则比较容易理解:一个人的支出必然是另一个人的收入或者一个国家的产出,也就是新创造的财富,必然是这个国家的收入(当然,这里国家的意义是地理意义上的,而不是国籍意义上的。国籍意义上的要进行一些调整,但这种调整的量通常不是特别大,除了对像爱尔兰这样的国家,这个国家的银行几乎全是外国人拥有的,而银行又是这个国家很主要的产业)。

收入当然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来细化。总收入=家庭收入+公司收入+政府收入,或者总收入=劳动收入+资本收入+税收等调整。中国这些年的收入特点是家庭和劳动收入在GDP中的占比下降,公司收入在上升,政府收入也在上升。这可能是不少人觉得人均收入和人均GDP概念不一样的原因。越来越多的钱确实没有落入工薪阶层的口袋,但这些钱还是在那里的:进了公司和政府的口袋,因此那也是一部人的收入。你可以认为人均收入无法真实反映收入分配的状况,但均值在任何时候是都无法反映分配的。

最后说一句,人均GDP或者人均收入或者人均产出或者人均支出,不仅不能反映分配,也不能反映福利水平。一个国家的GDP如果全都在生产军火,这个国家的GDP可以很高,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却可以很低,前苏联就是一个例子吧。

此贫困和彼贫困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和谷主在美国接待国内来的朋友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个印象:这些朋友来美国之前总有一种,即使不是民不聊生,好歹也是萧条的图景,在脑子里。到了美国之后,这些朋友,往往对看不到民不聊生和萧条感到失望。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朋友说道:这好像不像经济危机阿,饭店门口还有人排队等座位。

我标准的回答总是,往往为了不薄人的面子:华盛顿是没有经济危机的,要看危机的重灾区,可以去密歇根,内华达,或者佛罗里达这些地方。然后我会再加上一句,这句往往不会引起人的注意(因为他们听了前半句往往就满意了:原来他们的想法没有错,只是到错地方了):即便在那些地方,也未必就能看到贫穷。

今天美国公布了最新的贫困率数据,15.1%,换句话说,每6个美国人中间就有1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绝对人数有4600多万。这对于美国,这个世界头号经济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庞大数字。

但,需要记住的一点是,美国的贫困不是中国的贫困,更不是非洲的贫困。美国2010的联邦贫困线,对个人大约是收入低于11000美元一年,对一个四口之家则是收入低于22000美元左右,作为一个比较,中国2010年人均GDP约为不到4500美元(按市场汇率)。换句话说,在美国一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的收入水平,在中国可以算是一个标准的中产。

当然,这样的比较并不完全合理(因为购买力的原因)。另一个可以比较的是,美国的贫困线大约划在人均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取决于家庭的人数)。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全国的贫困线大约应该划在3000-6000块一年(中国的人均GDP大约是30000块),而中国实际的贫困线在农村是划在1196元一年,各个城市的低保线则各不相同,高的有1万左右一年的,低的只有2000多块一年。或者说,如果中国的贫困线比照美国划在人均GDP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那中国的贫困人口可以轻易达到好几亿,超过六分之一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是没有太多悬念的。

当然,中美的贫困和非洲的贫困又很不一样。美国已经没有绝对贫困了,换句话说,就是温饱已经不是问题。中国绝对贫困人口的比例也比较低了,大部分人口已经解决温饱,主要的贫困是相对贫困。非洲则不一样,那里的贫穷就是绝对贫穷。用萨克斯的话说,就是会死人的贫穷—饿死或者被很简单的疾病病死,看看正在东非发生的大饥荒,你就不得不为那种杀人的贫穷感到震撼,无奈和悲伤。

所以,此贫困非彼贫困。

坚不可摧

我二月份的时候写过一篇博客《两个人生》,里面讲到了一本书《坚不可摧》和一个作家劳拉·希伦布兰德。

熟悉这个博客的人应该知道,这个博客很少谈经济以外的事情(因为不想不懂装懂),也很少推荐书(因为实在读书太少),《两个人生》一文属于破了两个例,可见我对这本书的喜爱,那篇文章也出我意料的成为了今年我写得为数不多的博文中很受欢迎的一篇。

前几日,母亲打电话来,说重庆出版社寄来了此书的中文版。编辑说读过我的那篇博文,觉得喜欢,因此想寄一本给我看看,后来碾转打听到我母亲的地址,就寄了过去。

我还没有看到书,因此不知道翻译的质量。不过,如果你也想读读这本书且又想读中文版的,这本书的中文版已经面世了,当当卓越都有卖的。

月饼税

我觉得,辩论中国的税率是不是太高,税负是不是太重,是很必要的。但是,月饼税的问题,不属于这个范畴。

一个合理的税收体系,你希望实现的是在收税的同时,尽量的避免因为税收产生的扭曲。

假设有两个公司,一个公司给自己的员工全部发现金,而另一个公司只发一点点现金,剩下的都发实物-购物券,汽油票,替你交房租,逢年过节发烟,发酒,发月饼。或者想得再极端一点,这个公司的工资干脆这么发,员工所有生活的用品都由公司来发实物(操作上可以,比如说,保留所有发票然后报销),剩余超出的部分才发现金。

一个公平合理的税收体系,应该保证,不管公司怎么发工资,应该交得所得税是一样多的。这就要求,发实物和发现金应该交得税也是一样的。不能因为一个公司发了500块钱过节费就要交税,另一个公司发了500块钱月饼就不要交税。月饼当然是相对小的一件东西,回到我上面的例子,如果实物工资(福利)不用交税的话,那就会造成很大的扭曲和不公平。从这个意义上,发月饼应该交税,发馒头要交,发什么都应该交。

请注意,你可以认为中国的税太重了,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不是反对月饼税的理由,这应该针对的是现有的个人收入所得税体系。

这个话题可以很长,我只想在最后说一点:对实物福利不收税,最后很可能造成的是一个非常累退的税收体系。一个普通挣工资的人一年能有多少实物福利?没有多少,交不交税的差别其实不会特别大,心理的因素要大大超过交的税。真正拿实物福利高的人群是什么人群?我想一定级别的官员和企业高管是比较容易想到的。他们享受配车,有司机,大办公室,出门头等舱五星级酒店,各种非现金的福利很多。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群有很大的灵活度来选择或者决定自己的收入和福利是以现金还是实物的方式发生。如果可以实现,应该做的是让这部分人群对非现金收入也交税,而不是反过来,取消工薪阶层那不算多的一点实物福利的税收。

告别权宜之计

写了几个星期了,发于最近的《瞭望东方》。

欧洲的债务危机会不会全面爆发?全球经济会不会二次探底?中国能否独善其身?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否安全?这些都是最近热门的话题。这些问题当然都很关键,但在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进入整整第三年的今天,全球经济还面对如此之多的挑战这件事情本身,恐怕是更有意义也更重要的问题。

如果简单一下回顾2008年危机以来全球的经济政策,那就是全球各国的政府动用了史无前例的庞大货币和财政刺激和金融稳定措施,来试图对抗私人部门的萎缩和金融体系的崩溃。其结果是,灾难也许被避免了,但很多政府也已经几乎穷尽了自己的弹药–货币政策已经松到不能再松,债务也已经上升到了危险的程度。如果真的有第二波金融经济海啸到来,无论源头是欧洲,美国或者日本,很多政府不能说完全无能为力,但应对政策的空间将会相当有限。就拿处境比起欧美日优越得多的中国来说,如果全球经济再度探底,重复2008年后采取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可行性和可能性都大幅度降低:我们过去几年上马的项目还没有完工,积累的问题还需要时间消化,再来新一轮的刺激,谈何容易?

这里暴露出来的深层次问题是,货币和财政政策,是可以用来应对一般的经济波动的。但,这场危机不是一般的经济波动,而是全球经济结构性问题的集中爆发。“如果道歉有用的话,那还要警察干嘛?”是多年以前台湾电视剧《流星花园》里的道明寺爱说的一句话。在这里,我想稍微借用一下:如果印(收)票子和增加(缩减)赤字就能解决问题,那还担心经济危机干嘛?

各国政府指望用一时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来应对结构性问题,现在看,只能算是一种权宜之计。欧美最终做的只是(部分的)把私人债务变成了公共债务,可是债务还是在那里。而中国大规模的信贷扩张和投资,是让一个依赖投资的经济变得更加依赖投资,如果没有最终的需求,这些投资的回报就很难实现,进一步的投资也很难维持。一边是过度的需求和不足的生产留下的债务,另一边是过度的生产和不足的需求留下的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一边的问题更急切,更危险,但却相对容易修理:过很多年苦日子然后努力工作就行。说容易修理,是因为这些国家很快就将面临硬的约束–借不到更多的债。在硬约束下,一切都容易发生,用这种方式或者那种方式。另一边的问题看起来有惊无险却更难改变:我们还有很多的资源和空间来维持旧的模式。我们不是借债的人,而是借钱给别人的人,我们不用担心评级机构下调评级。

但欧美的债务危机和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一下就真切的反映出,欧美的问题一样也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一方面希望欧美能实现复苏,拉动出口;另一方面,我们又希望欧美控制债务,避免出现违约。但这两件事情在短期根本就是矛盾的。控制债务,必然意味着缩减开支,直接会影响对我们的进口;而如果进口强劲,则意味着债务的增长,那违约的可能性就会上升。因此,市场对欧美的约束,同样也是对我们的约束,约束的方向不同就是了。

政策空间的缩小,没有了腾挪的余地,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把各国政府面临的真正挑战明确无误的展现出来。欧洲和美国已经很明确,控制债务是第一要务,再痛苦也要控制,因为市场已经不再有耐心。中国的挑战也很明确,要在欧美节衣缩食的世界经济里继续保持我们这个庞大经济体的增长,可以依赖的只能是国内的市场。这中间理顺关键价格,调整收入分配,深化金融改革从而优化资源配置以及打破市场壁垒,都是困难但是必须进行的改革。这中间一样会有痛苦,改变现状总是会让一些人遭受损失,但这是用短期的代价换回长期的繁荣。不作为,未来的痛苦只会更大。

没有人希望全球经济二次探底,但如果真的发生,这一次应该是全球所有政策制定者彻底告别权宜之计的时刻。危机,有时候才是改变的契机。

外汇储备三问

稍作修改的版本以“外汇储备的前世今生”为题发于最近的《中国新闻周刊》。

最近,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评级降级和欧洲仍然尚在发展的债务危机,开始再次引起了人们对中国外汇储备安全性的关注。外汇储备,看起来是外汇,其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宏观变量。如果不对外汇储备的“前世今生”有所了解,就很有可能会产生一些错误的认识。

外汇储备是怎么来的?

最为流行的说法是,中国有所谓的“双顺差”,也就是经常项和资本项外汇的流入都要超过外汇的流出,从而导致了中国外汇储备连年的增加。这个说法在会计意义上当然是没错的。你去看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经常项和资本项的顺差之和基本上就是中国外汇储备的变动,不完全相同的原因是还存在一些误差和遗漏以及估值调整。

但是,这样一个解读忘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积累外汇储备是一个政策行为。换句话说,如果中国政府决定从明天起不再积累外汇储备,这件事情是完全可以发生的,只要人民银行停止在市场上购买外汇就可以。只是,人民银行在用人民币购买外汇的过程中,实际上成为了市场上最大的外汇需求方和最大的人民币供给方,一旦人民银行停止用人民币购买外汇,市场上外汇就会供大于求,而人民币则会供不应求。这一供需不平衡的必然结果就是人民币相对于外汇的大幅升值,而这似乎是中国还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说到底,中国外汇储备的积累其实是中国汇率政策的副产品。中国的汇率政策合不合理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但需要明白的是,只要中国维持当前的汇率政策,中国高速的外汇储备积累就不可能停止。因此,看外汇储备的问题必须和汇率政策一起看。如果我们认为当前的汇率政策是合理的,那就必须得接受外汇储备还要高速增长下去的现实。

外汇储备能不能用于国内?

有一些人提出,应该把外汇储备拿回来用在国内,投资教育也好,医疗卫生也好,或者干脆分给老百姓也行,不都比放在国外强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先问一个问题吧。假设你有100美元,你拿到银行,把这100美元换成了640块人民币,请问你有没有变得更富或者更穷?答案是:没有。现在的汇率就是1美元兑6.4元人民币,等价交换,既没有变得更富也没有变得更穷。

外汇储备的积累和这个例子是很类似的。外汇储备是人民银行从市场上买回来的。如果你在把100美元换成640块人民币的过程中没有发生财富的变化,那人民银行用640块人民币购买100美元也没有导致人民银行的资源增加。但这件事情的结果却是,人民银行的外汇储备会增加100美元。所以,外汇储备的增长并没有伴随着政府资源的增加。如果用术语讲就是,在积累外汇储备的过程中,政府的资产和负债是在同时增加的。增加的资产是外汇储备,而增加的负债则是人民币现金,债券或者是央行票据。这一点和政府收税是完全不同的。收税是老百姓把自己掌握的资源交给了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资源是增加了的。

如果政府的资源没有因为外汇储备的增加而增加,那花(分)外汇储备的做法其实就是在实质上增加政府的支出和负债。至于增加政府的支出和负债是不是好主意,那估计就见仁见智了。但这里的关键是,花(分)外汇储备和增加支出和负债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怎样投资外汇储备才更安全?

有很多人觉得中国把这么多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元国债,既不安全,回报率又低,是很笨的投资。

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这里想要说两点:

一是回报率和风险是成正比的。当代金融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共识是,追求更高的回报几乎必然意味着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风险小回报高的投资,在投资领域就像是路边躺着的100块钱,不是说不会发生,但是轮到你捡到的几率非常低。因此,当我们要求外汇储备能有更高回报率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同时在要求承担更大的风险。不是说这个方向不应该走,只是应该清楚,高回报率不是从天而降的。

二是安全性是相对的。绝对安全的资产是不存在的,买金条还有被偷被抢的可能。因此,说一个资产安全不安全,必须有比较才行。很多人觉得美元不安全,这句话没有说完,美元相对于什么更不安全,黄金,欧元,日元还是其它货币?说美元相对于黄金更不安全也许是对的,但说美元相对于欧元和日元更不安全则是值得商量的。论债务水平,美国和欧洲差不多,比日本强不少;论增长前景,美国比欧洲和日本都好很多。因此,很难说美元比欧元日元更不安全。这场危机提醒我们的是这个世界挺不安全的,美元也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安全,但这并不等同于美元比其它主要货币更不安全。

最后我想说,中国在外汇储备问题上最大的矛盾还是外面的世界一点都不安全和我们的储备仍将继续增长。前者是我们必须接受的,而后者则是我们可以改变的。

崛起的后果

写于半个多月前华盛顿至北京的航班上,终稿的地点大约是白令海峡上空,发于《中国新闻周刊》。

已经持续快三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巨大副产品就是,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角色骤然变得格外重要。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一是中国是这场危机中为数不多的增长亮点之一,因此许多国家都得益于中国;二是中国的继续增长和欧美日的衰退,让相对的经济份额产生了巨大的变动,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中国在去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三是中国成了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金主”,在很多发达国家都深陷债务危机的时候,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外资流入枯竭的时候,中国成了一个主要的资金来源国。从最富的国家到最穷的国家都希望获得中国的投资。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国际经济秩序的决定者在这场危机中由过去的“七国集团”变为了包含有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国家的主要代表国就是所谓的金砖四国(最近,南非也加入了金砖的集团),而金砖国家中最重要的国家毫无疑问的就是中国。

只是,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并没有让中国在国际场合变得更舒服。相反,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反而成了“矛头所指”,经常是“四面楚歌”。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各大电视台在一段时间都播出了一个广告,广告里一个中国人很骄傲的说道(大意):我们已经拥有了大量的美国债务,历史上,帝国都是这样衰落的。整个广告充满了阴谋论的味道,一个来自中国的阴谋。

当然,远不只是美国,对中国的戒心几乎遍布世界每个角落。笔者就走访过一些国家,出席了不少国际会议,听到见到过很多。笔者在某新兴市场国家出差的时候,去见相当于当地“工商联”主席的人。主席先生坐下来的第一局话:中国人正在绑架我们的工作。然后就是滔滔不绝的控诉:从汇率,到倾销,到假冒伪劣,到知识产权。但这个国家,其出口产品的最大市场不是别的国家,恰恰就是中国。这个国家这几年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中国对其产品的巨大需求,而且中国从这个国家进口的东西要远远大于中国对这个国家的出口。在这个国家谈了一大圈下来,发现这种对中国的看法其实反映一种非常普遍的情绪。

后来,笔者又到了另一个新兴市场国家。这个国家几乎和中国没有任何经济往来-既不从中国进口也不向中国出口,即便如此,这个国家一样对中国充满了抱怨。这个国家财政部的一位高官向我们展示了一副图,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拐点发生在2001年。2001年之前出口增长很快,2001年之后出口增长几乎停滞。他的结论是:这都是中国加入WTO的结果,中国货把这个国家从其传统的出口市场里挤了出去。

中国在非洲投资和进口原材料,更是经常被不少欧美国家指责。笔者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就听到一个曾经在非洲有很多殖民地的欧洲国家的官员抱怨中国:中国从非洲进口这么多自然资源,让这些国家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出口,得上荷兰病,无法发展制造业。这不利于非洲的长期发展。

需要承认的是,中国在对外经济往来中是存在不少问题的。在知识产权,透明度,公司治理,公共关系和腐败等很多方面都因为太“中国特色”,给人落下了很多话柄。但这些都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更关键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还是中国太大,发展太快。这不仅引发了中国国内的巨大变化,更是让全世界的经济版图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型。这种转型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这种转型发生的速度。

中国在过去30年里的经济增长水平,是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要增长一个多世纪才能达到。中国人在这30年里,已经早就习惯了每天和每天都不一样,每年和每年都不一样。从村庄消失到城市崛起,可以在几年时间就发生。虽然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或者说学会了忍受,这种百米冲刺式的发展和转型,世界其它国家并非如此。

巴西热带雨林里的古老村落,可能会因为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要吃更多的油和肉,而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消失。原因很简单,榨油和养猪都要用大豆,于是适合大豆生长的巴西就开始推平热带雨林种植大豆,以满足中国巨大的需求,那些几百年不变的村落就成了这个过程的牺牲品。这样的变化,如果发生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那还相对容易接受,因为年轻一代会成长起来。但问题是,这个过程偏偏发生在几年时间里,这对人生活模式和心理的冲击可想而知。从非洲到拉美,从美国到日本到欧洲,都生活在中国的冲击波之下。人们心理上本能的产生保护和戒备,恐怕是非常自然的反应。

充分的意识到中国对别国的冲击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能简单以为中国去投资,去买别人的东西,去给别人建基础设施,别人就会对我们感恩戴德。当中国的老百姓都开始质疑一切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的时候,别的国家就更不会客气了。

债!债!债!

写于几周前,发于《瞭望东方》。

整个夏天,有一个经济词汇,在全球各地都占据了显著的标题,让很多政治家头疼不已,让评级机构忙着调整评级,这个词就是:债。

在中国,早就不算新闻的地方政府债务,因为审计署公布的一个数字,重新引起了新的关注和争议。审计署说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为10.7万亿元。这个数字本身已然相当大,要知道,这可是相当于10年前中国全年的GDP。但是不少机构,最著名的就是评级机构穆迪,认为真实的地方债务规模可能要比公布的还要大3万亿左右。

在美国,在笔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总统奥巴马和美国国会还在激烈的争论如何提高债务限额,消减开支,避免出现债务违约。美国的债务水平比起中国的债务绝对值要大很多,占GDP比重也大,赤字的水平也更高-美国现在一年的赤字,就要接近中国全年的财政支出。

当然,最为债务头疼的还是欧洲。欧元区的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已经因为债务陷入危机,必须寻找国际救援。而欧元区的大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比例时,也处于债务危机的阴影下。可以说,整个欧元区的前途都因为债务而系于一线。

债务问题一起爆发,并不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不是有一种说法:有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才知道是谁在裸泳吗?现在的情况是,在金融危机的第一波潮水退去之后,不少国家都骤然发现,自己穿得并不多。

不过,同样是债务问题,中国,美国和欧洲,这世界前三大经济体所需要的解决方式却是截然不同的。

欧洲债务问题公认的根源是低增长和缺乏竞争力。通常低增长和缺乏竞争力的国家,老百姓生活得会比较拮据,政府也没多少钱花。但希腊,葡萄牙这些国家,借欧元区的东风,通过借债实现了花销上的“赶超”和“收敛”。生活水平上去了,生产却没上去,可不就是背下一身债。因此,欧元区的这些国家面临的其实是双重危机:比较紧急的是当下的债务危机,但债务背后的却是一场更深远,更难改变的增长和竞争力的危机。也正由于此,欧洲的债务危机的解决才极为艰难。说起来,债务还是相对简单的部分,通过欧洲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的救援,这些国家可以好几年不需要从市场上借一分钱。真正困难的是如何实现增长,这不仅需要痛苦深刻的改革,因此也就意味着会有巨大的政治阻力,这些改革究竟能否在足够快的时间里推动增长也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美国是一个比欧洲有活力多得多的经济,美元是当下唯一的超级货币。因此,美国根本不存在短期的债务问题。正在美国国内发生的债务限额的僵局,完全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真正的经济问题。因此,一旦民主和共和两党找到政治上的妥协,美国短期的债务问题立刻就会解决。但,美国确实有长期的债务问题,这背后主要的原因是老龄化和随之增长的公共养老支出和医疗支出。这么说吧,美国有一个设计于30年代的养老体系,60年代的医疗体系,但面对的却是21世纪的老年人口和医疗技术。因此,美国困难的选择在于,必须在未来10年到20年中的某个时点,对其医疗和养老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革。这不能算一个艰难的经济问题,但却是一个艰难的政治问题,因为任何改革都可能必然意味着公费养老和医疗要被消减。

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暴露的其实不是债务问题。10万亿的债务,以中国的经济增速,用5年到10年就能消化。更何况,地方债务主要是用于投资,换句话说,债务增加也对应着资产的增加,即便资产的质量未必高。这里暴露出来的,其实是中国的财政体制,政企关系和金融体系里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地方政府缺乏财政纪律,政府和企业之间只有一层窗户纸,银行还远没有真正的按照商业银行行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组合,这意味着地方政府最后总能让银行来为自己的行为买单。10万亿并不是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如果底下还有一个无底洞,那就是问题了。

这里唯一的好消息也许是,现在大家都知道自己在裸泳了,至少比涨潮的时候假装自己穿着衣服要强。

美债降级之后

很多人一定会觉得,猜测,认定,断言:中国的外汇储备要遭受重大损失。有人大概还会指出:美国今天股市暴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然后,有人会立刻根据上面的这些“证据”,指出中国外汇储备投资得“太蠢”。

没时间多写,写几句微博式的话吧:

中国的外汇储备今天很可能是在赚钱而不是在亏钱,原因是今天美国的国债大多数都在涨。你也许觉得被降级了价格还能涨有点不可理喻,但这是事实。原因是, 这个世界上有垃圾,有垃圾中的垃圾,还有垃圾中的战斗机。如果美国国债是“垃圾”,那美国的股票就是“垃圾中的垃圾”,欧洲和日本的资产则可以算是“垃圾中的战斗机”。当大家都“远离垃圾,珍爱生命”的时候,最不垃圾的资产最吃香。今天黄金涨得最猛,美国国债也涨。 一切认为可以把外汇储备花在国内的人,可以找我以前写得博客看看,《一沙一世界》里的头几篇也说得是一样的事情。结论是,外储不能花在国内。 中国外储的问题最关键的完全不是如何投资的问题,而是外储本身太庞大且仍然在不断增长的问题。而后者,不是管储备的人能解决的,而是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和政策失调的反映。 外储的损失,明的也好(比如说,低的甚至负的回报率),暗的也好(机会成本),非常悖谬的也有其正面的作用:那就是把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代价表现在了明处。但是,中国经济结构结构失衡的代价远不只是外汇储备的那点。我以前在博客里也简单的框算过,外储的那点成本比起其它的扭曲而言,简直算是小巫见大巫。 根据公开的数据,美元在各国中央银行储备中的比重高达60-70%。普遍的猜测是,中国外汇储备中的美元比例也是这个水平。不同的中央银行,做出的选择却是类似的,不是因为中央银行都傻,这是和美元的地位和美国市场的深度直接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