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笔记

 写于半个多月前华盛顿至北京的航班上，终稿的地点大约是白令海峡上空，发于《中国新闻周刊》。

已经持续快三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巨大副产品就是，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角色骤然变得格外重要。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一是中国是这场危机中为数不多的增长亮点之一，因此许多国家都得益于中国；二是中国的继续增长和欧美日的衰退，让相对的经济份额产生了巨大的变动，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中国在去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三是中国成了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金主”，在很多发达国家都深陷债务危机的时候，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外资流入枯竭的时候，中国成了一个主要的资金来源国。从最富的国家到最穷的国家都希望获得中国的投资。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国际经济秩序的决定者在这场危机中由过去的“七国集团”变为了包含有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国家的主要代表国就是所谓的金砖四国（最近，南非也加入了金砖的集团），而金砖国家中最重要的国家毫无疑问的就是中国。

只是，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并没有让中国在国际场合变得更舒服。相反，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反而成了“矛头所指”，经常是“四面楚歌”。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各大电视台在一段时间都播出了一个广告，广告里一个中国人很骄傲的说道（大意）：我们已经拥有了大量的美国债务，历史上，帝国都是这样衰落的。整个广告充满了阴谋论的味道，一个来自中国的阴谋。

当然，远不只是美国，对中国的戒心几乎遍布世界每个角落。笔者就走访过一些国家，出席了不少国际会议，听到见到过很多。笔者在某新兴市场国家出差的时候，去见相当于当地“工商联”主席的人。主席先生坐下来的第一局话：中国人正在绑架我们的工作。然后就是滔滔不绝的控诉：从汇率，到倾销，到假冒伪劣，到知识产权。但这个国家，其出口产品的最大市场不是别的国家，恰恰就是中国。这个国家这几年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中国对其产品的巨大需求，而且中国从这个国家进口的东西要远远大于中国对这个国家的出口。在这个国家谈了一大圈下来，发现这种对中国的看法其实反映一种非常普遍的情绪。

后来，笔者又到了另一个新兴市场国家。这个国家几乎和中国没有任何经济往来－既不从中国进口也不向中国出口，即便如此，这个国家一样对中国充满了抱怨。这个国家财政部的一位高官向我们展示了一副图，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拐点发生在2001年。2001年之前出口增长很快，2001年之后出口增长几乎停滞。他的结论是：这都是中国加入WTO的结果，中国货把这个国家从其传统的出口市场里挤了出去。

中国在非洲投资和进口原材料，更是经常被不少欧美国家指责。笔者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就听到一个曾经在非洲有很多殖民地的欧洲国家的官员抱怨中国：中国从非洲进口这么多自然资源，让这些国家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出口，得上荷兰病，无法发展制造业。这不利于非洲的长期发展。

需要承认的是，中国在对外经济往来中是存在不少问题的。在知识产权，透明度，公司治理，公共关系和腐败等很多方面都因为太“中国特色”，给人落下了很多话柄。但这些都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更关键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还是中国太大，发展太快。这不仅引发了中国国内的巨大变化，更是让全世界的经济版图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型。这种转型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这种转型发生的速度。

中国在过去30年里的经济增长水平，是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要增长一个多世纪才能达到。中国人在这30年里，已经早就习惯了每天和每天都不一样，每年和每年都不一样。从村庄消失到城市崛起，可以在几年时间就发生。虽然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或者说学会了忍受，这种百米冲刺式的发展和转型，世界其它国家并非如此。

巴西热带雨林里的古老村落，可能会因为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要吃更多的油和肉，而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消失。原因很简单，榨油和养猪都要用大豆，于是适合大豆生长的巴西就开始推平热带雨林种植大豆，以满足中国巨大的需求，那些几百年不变的村落就成了这个过程的牺牲品。这样的变化，如果发生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那还相对容易接受，因为年轻一代会成长起来。但问题是，这个过程偏偏发生在几年时间里，这对人生活模式和心理的冲击可想而知。从非洲到拉美，从美国到日本到欧洲，都生活在中国的冲击波之下。人们心理上本能的产生保护和戒备，恐怕是非常自然的反应。

充分的意识到中国对别国的冲击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能简单以为中国去投资，去买别人的东西，去给别人建基础设施，别人就会对我们感恩戴德。当中国的老百姓都开始质疑一切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的时候，别的国家就更不会客气了。

很多人一定会觉得，猜测，认定，断言：中国的外汇储备要遭受重大损失。有人大概还会指出：美国今天股市暴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然后，有人会立刻根据上面的这些“证据”，指出中国外汇储备投资得“太蠢”。

没时间多写，写几句微博式的话吧：

中国的外汇储备今天很可能是在赚钱而不是在亏钱，原因是今天美国的国债大多数都在涨。你也许觉得被降级了价格还能涨有点不可理喻，但这是事实。原因是， 这个世界上有垃圾，有垃圾中的垃圾，还有垃圾中的战斗机。如果美国国债是“垃圾”，那美国的股票就是“垃圾中的垃圾”，欧洲和日本的资产则可以算是“垃圾中的战斗机”。当大家都“远离垃圾，珍爱生命”的时候，最不垃圾的资产最吃香。今天黄金涨得最猛，美国国债也涨。 一切认为可以把外汇储备花在国内的人，可以找我以前写得博客看看，《一沙一世界》里的头几篇也说得是一样的事情。结论是，外储不能花在国内。 中国外储的问题最关键的完全不是如何投资的问题，而是外储本身太庞大且仍然在不断增长的问题。而后者，不是管储备的人能解决的，而是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和政策失调的反映。 外储的损失，明的也好（比如说，低的甚至负的回报率），暗的也好（机会成本），非常悖谬的也有其正面的作用：那就是把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代价表现在了明处。但是，中国经济结构结构失衡的代价远不只是外汇储备的那点。我以前在博客里也简单的框算过，外储的那点成本比起其它的扭曲而言，简直算是小巫见大巫。 根据公开的数据，美元在各国中央银行储备中的比重高达60－70％。普遍的猜测是，中国外汇储备中的美元比例也是这个水平。不同的中央银行，做出的选择却是类似的，不是因为中央银行都傻，这是和美元的地位和美国市场的深度直接相关的。

说事之前，想对动车追尾的事情说两句，今天想武断一点，即便说错了也想武断一点：这是一场人祸。我小时候抱着一本铁路书读过，因为家里有个亲戚是在铁路学校教书的，我只记得一点：铁路安全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两辆对面开的火车不开到同一条线上，两辆同向开的车保持安全的距离。这是从有铁路的第一天起就要面对的问题，因此，铁路上在这方面的技术早就成熟了，系统也早就久经考验了。出这样的低级事故，只能是人祸，少来什么雷击下雨的搪塞。而且，也少拿这场事故和什么德国日本高铁出轨做比较－人家是出轨，你这是撞车。这就跟把飞机失事和两袈飞机相撞做比较一样，是一回事吗？

前两天写了三公支出，今天想补充几句。

我说两个故事吧：

故事一：我出国之前，因为一个研究项目，曾经到过一些地市做调研。当时，主要是走访企业，然后有当地的官员陪着，不然人家企业根本不会理财你。到了饭点，总有好酒好饭招待，企业的领导陪着，当然最后买单的也是企业。有趣的是，饭桌上往往会出现很多官员，有好几次不得不坐了两桌。我在一个中型城市住了将近一个月，走的时候要到离那个城市2个小时车程的省会机场坐飞机。当时包一辆出租车一整天大概就是300块吧，我们有好几个人，因此觉得包辆车走，挺合适。不过，临走之前，陪同我们的官员来送我们。他说车都安排好了，不用你们花费。推托几下之后，我们就坐对方的车走了。和那个司机聊了几句之后就知道，这个司机根本就是一个企业的司机，车也是企业的。这些费用，永远都不会在“三公”支出上得到反映。

故事二：我工作后，去某国出差。此国为民主国家，两党政治，不富裕，正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对方的财政部长请我们去相当于这个国家的“钓鱼台”吃饭－鱼子酱，法国红酒，这么说吧，吃的东西，除了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外，其余全部都是欧洲运来的。那个政府的奢侈，和那个国家的经济状况，还有那个国家普通人的生活的对比，让我感到极度的震惊。我们住在那个国家最好的酒店里，比国内的三星级还差。酒店的服务员，晚上就住在放毛巾肥皂杂物的储藏室里。我发现这一点是因为一天夜里我工作到3点，然后去找我的同事商量事情，我在走道里撞到了从储藏室里出来也许是去上厕所迷迷瞪瞪的服务员。她把我吓了一跳，我也把她吓了一跳后来（后来问了酒店的经理，他证实了这一点。说这些服务员都是从乡下找来的，没地方住，晚上就住在储藏室里）。总之，这是一个还很穷的国家，但你在这个国家的官员，议员身上根本看不到贫穷－事实上，这个国家每一个议员都有自己专门的财政帐户，他们自己投票批准的。两党吵架的时候很多，但议员们对自己的那点特权，没人有动力取消。走得国家多了，发现“节省”的政府其实是少数。

说这些的目的是，有两点：

1． 中国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三公支出的问题。就算三公支出缩减到0，官员还是有饭吃，有车坐，有国出。你不从预算里面走，那就从预算外走，不从预算外走，就从旁门左道走。有点悖论的是：缓解问题的办法也许是应该增加预算内的三公支出，这样至少有案可查，不然最后连数都没有。不过，这都是末节。中国应该问的问题是：政府的边界在哪里？权力的边界在哪里？不回答这些大问题，盯着三公实在意义不大。

2． 清廉的政府和节约的政府是两个不同的事情。清廉的政府未必节约，节约的政府也未必清廉。道光皇帝当年穿补钉衣服，挺节约，底下的官员跟着一起“节约”，这样就让清政府变得清廉了吗？很多国家政府可以很清廉，但是这个国家公务员的工资可以非常高，政府支出也可以非常大，很难谈上节约。政府，总是有倾向多花钱，而且把钱花在自己头上的，这和政府清廉与否不完全有关系。这在我看来不是一个两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至少在我走过的国家中，不少都有这个问题。如果让我在清廉和节约中间选一个，我会选清廉。

好了，想着动车的事情就觉着很窝心，看铁道部怎么把话说圆吧。雷劈多了，是不是也说明问题啊：这不就是遭天谴吗？

修改版发于上周的《中国新闻周刊》

6月底，国家审计署公布《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这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关于地方债务的报告。根据这份报告，截止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为10.7万亿元。

10.7万亿不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数字。在这之前的一些估算就表明，地方债务会在10万亿上下。10.7万亿当然更不是一个小数字，这超过了中央政府的直接债务，高于2010年全国GDP的25％，达到全国银行贷款余额的20％，相对于地方政府的直接财政收入，也就是不考虑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部分，则会是好几倍。

不少人看到这么大的债务规模，很自然的非常担心。一些是从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的角度。整体的数字已然不低，这中间还掩盖了一些地方政府很可能已经借了过度债务的现实。因此在未来几年，即便不出现全局性的偿债困难，一些地方政府面临严重的问题不会是一件让人惊讶的事情。另一些是从金融安全的角度。地方债务很多是从银行借的，如果这部分债务变成坏债，会对我们的银行体系造成很负面的影响。如果再加上房地产价格大幅下挫，一些机构，比如说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就认为这会大大增加中国在未来几年发生银行危机的风险。

笔者也很担心地方债务问题，但不是因为上面说到的这些原因。在说自己的原因之前，让我先说为什么上面这些原因并不足以让我感到非常担心。这里面有三个关键词：高增长，低利率和好资产。中国的高增长和低利率意味着，经济和财政收入会以高于债务很多的速度增长。因此，任何存量或者说静态的债务，即便此时看起来很严重，几年之后就会显得不那么严重。更何况，地方政府手里还有很多的资产，这里要从地方债务对应的基础设施算起。没错，过去两年的大干快上，一定有很多的浪费，不少项目肯定无法产生足够的现金流，很多项目恐怕缺少足够的科学认证。但在看到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还远没有到基础设施过剩的地步。换句话说，地方政府借下的这些债务所进行的投资，不是都去打水漂了，这些项目今后产生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回报，是不可以忽略的。除去这些项目本身，地方政府还有很多其它资产，比如说土地和国有资产，这些资产的总量没有精确估算，但应该也很庞大。因此，在全国的层面，更可能发生的情形还是地方政府的这些存量债务能够在未来5－10年被消化。一些地方政府真的出现债务问题，也可以通过出售资产来偿债。大规模的出现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可能性看起来很小。

地方债务真正让人担心的，是债务背后的制度性的东西：地方财政高度不透明，预算外资金庞大，政企不分，银行仍然没有真正的商业化。

在法律上，中国的地方政府是不能有赤字的。因此，地方政府积累债务这件事情，在法律上其实是不应该出现的。不过，它还是发生了，而且数额巨大。这些所以能发生，需要很多个环节一起出问题。首先就是政府的预算。如果政府的预算真正包含了政府的全部财政收支，那赤字和债务就不可能在这么大尺度上发生。但实际情况是，政府的财政行为只有一部分是运算内的，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预算外的，更有很多是通过企业完成的，而不显示为政府的运作。这使得地方政府不能有赤字的规定形同虚设，而且发生赤字和债务的行为，因为不在预算上，因此也很难监督。其次，政府自己是不能找银行贷款的，因此，政府只能通过企业变相的找银行贷款。如果政府和企业之间能有很好的防火墙，政企是彻底分离的，那政府过度借债这件事情也不会发生。可问题是，中国不仅没有做到政企分离，很多企业干脆就是政府办的。最后，如果银行在放贷的时候能够审慎一些，那也不会发生地方政府借过头债的问题。可是，中国的银行，特别是地方上的中小银行，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地方政府的钱袋子。这些银行的大股东很可能就是地方政府，在给政府项目贷款的时候，这些银行的风险控制几乎形同虚设。

上面的这些问题的共同结果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完全不是静态的，而是会有持续增加的可能性，这才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关键。现在可以整顿地方债务，收紧银根，但是一旦进入下一个放松周期，地方债务有可能又会卷土重来。因此，不解决地方债务背后的制度性问题，地方债务将始终是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始终会用非常不透明的方式存在。谁能保证经历几个周期之后，我们还能说地方政府的债务不是一个大问题？

正是因为这些，在应对地方债务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能只看静态的债务。静态的债务再大也是有限的，而如果债务形成背后的制度性因素得不到纠正，那债务危机的到来，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我到美国一年后，有人送了我一个电视机。我就把电视机放在宿舍里，没事就开着听新闻。那个时候，日复一日，日复一日，每天新闻里都是在报道一个关于Scott Peterson人的案子。这对于看惯了中国《新闻联播》的人而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冲击－新闻里可以一个星期都没有总统的消息，但是对Scott Peterson的案子几乎是每个小时都有更新。

Scott Peterson的案情，按照我的记忆是这样的：他杀了他怀孕的妻子，然后抛尸海里，再向警方慌报妻子失踪。后来，经过一年左右的审判，判决是一级谋杀，死刑。

最近，美国又有了一个类似的案子。类似的意思是媒体的关注程度，就是昨天宣判的Cathy Anthony案。

Cathy Anthony案的大致已知事实是这样的（根据我用耳朵在过去两天从新闻里听来的，整个六月我基本上都不在美国，因此可能错过了不少重要信息）：

1． Cathy Anthony两岁的女儿Caylee死了。高度腐烂的尸体是在死后的几个月才在一个沼泽地里被发现。因此，死因无法被精确确定。

2． Cathy Anthony是在女儿“失踪”后一个月才向警方报警，说女儿“失踪”了。其间，她还光顾过夜店狂欢。

3． Cathy Anthony应该是全案唯一的嫌疑人。她的辩护律师也没有否认，她的女儿死时Cathy Anthony知情并在场。（辨方最后版本的故事是小女孩意外的溺亡于游泳池，Cathy Anthony非常愚蠢的试图掩盖这一事实，尽管这一故事是真是假无从可知）。

4． Cathy Anthony在被列为嫌疑人后的调查中，曾反复撒慌，很多事实事后被证明完全为捏造。

5． 有一定的证据显示，Cathy Anthony曾在电脑上搜索过一些和杀人相关的词汇。

6． 在整个审判的过程中，Cathy Anthony本人没有发言为自己辩护。

让这个案件引起如此之多关注的原因是，整个审判几乎都是在电视上直播的，而且美国媒体和很多民众在宣判前都一致同意，这是一个铁案，就是Cathy Anthony杀了自己的女儿。问题关键是究竟她的罪有多重，究竟是可以判死刑的一级谋杀，还是更轻一点的罪。因为在媒体和很多公众看来，没有除了Cathy Anthony杀了自己的女儿这件事情以外的情形，能够解释上述的事实，特别是女儿“失踪”后一个月才报警，和女儿“失踪”后母亲还能去夜店狂欢这件事情。再加上反复撒慌，使得Cathy Anthony怎么看怎么像一个罪人。

但昨日的审判是让绝大多数人大跌眼镜的，陪审团最后认定，对Cathy Anthony三项谋杀指控均不成立，理由几乎一定是：检方没有能够，在排除合理性怀疑后，证明三项谋杀指控是成立的。

很多人觉得这个判决很可笑，放走了一个杀死自己女儿的人。不少人非常激烈的在用各种方式抗议。但不少人也认为，这就是美国的刑事司法体系的胜利：Cathy Anthony不用证明自己是无罪的，她始终是被推定为无罪的，除非检方能够在排除合理性怀疑的基础上，证明她是有罪的。而陪审团很可能是认为，检方在缺乏关键证据的情况下（死因，动机），没有能够排除合理性怀疑，因此认定Cathy Anthony有罪的基础不存在。

我不想对Cathy Anthony的案子做过多评价，只是这个案子让我想起了中国很多的案子。

中国近年来也有很多很受关注的案子，比如说前段时间的药案。案子暴出来之后，疑犯很快就被网民在网上认定为有罪，有时候直接判了死刑。如果有人出来为疑犯辩护，即便这样的辩护是任何一个人应有的权利，而且中国的法律在纸面也要求“排除合理性怀疑”，也讲“无罪推定”，因此辩护不仅是权利，更是必须的，否则“排除合理性怀疑”和“无罪推定”都是摆设，这些辩护的人会被群起而攻之。客气一点的只是就辩护本身的合理性，但更多的很快就变为人身攻击。而最后法庭宣判的结果，很少有违背“民意”的时候。换句话说，如果Cathy Anthony在中国，她死定了，而且不会等到事发3年多以后才宣判，事发3个月后就会被立即执行。

我知道不少人会这么说：在中国的整个法律体系缺乏公信力和透明度的前提下，讲究“排除合理性怀疑”和“无罪推定”就是给坏人，特别是有背景，爸爸是李刚的坏人机会，让这些人可以钻空子逍遥法外。给这些人辩护，就是助纣为虐。

上面这种看法尽管是有道理的，但问题是，我们必须回到“无罪推定”和“排除合理性怀疑”的出发点上来。我不是学法律，因此可能说外行话。但是“无罪推定”和“排除合理性怀疑”除了是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和“宁可放过一千但不可错杀一个”之间选择了后者，但更重要的是它恰恰是一个保护弱势个体的设计。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无罪推定”和“排除合理性怀疑”，那个人在极度强大的国家机器之前，几乎是没有可能通过法律保护自己的。中国有古话“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特别是国家机器希望加罪于个体，“无罪推定”和“排除合理性怀疑”恰恰是对“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一种有效抵御。

网民或者人民陪审团的参与，并不改变，如果没有“无罪推定”和“排除合理性怀疑”，个体的权益极有可能会被践踏的可能性。这里唯一的不同是，由被国家机器践踏，变为了被“多数人”践踏。“多数人”一定是正确的吗？经历过文革的中国恐怕很难很有信心的给一个肯定的答案吧。多数人践踏就比国家机器践踏更合理吗？完全不！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因此，一个体系是否公正，是否能保护弱势人群，比一个具体案子的判决是不是合理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