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笔记

不是近况和不是影评

kai — Wed, 04 Jan 2012 14:57:19 +0000

好久没有更新这个几近荒芜的博客了。最直接的原因是我把那台敲出了绝大多数博文的电脑拆成了八块，分两次扔进了垃圾箱。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和谷主一个多月前搬了到美国后我的第10次，谷主的第4次家。这一次搬家，我们卖掉了所有有人愿意买的家具，送掉了所有有人愿意要的物件，扔掉了所有装不进旅行箱的东西，那台电脑就是其中的一件。很多人都问我和谷主：为什么那么义无反顾？答案对我们其实简单得很：我们从来都没有过留在那个国家的念头，一秒钟都不曾有过。我们从来就没有讨论过是不是要离开的问题，一次都没有。

后来，就有了我和谷主坐在北京的电影院里看最新上映的国产电影，吃着多年来未曾吃过的甜爆米花（美国电影院里的爆米花都是咸的）。吃到第一口的时候，谷主的表情像个幸福的孩子。

那其实还是一家处处模仿美国的影院，当然，除了甜的爆米花，还有除了正在放的电影《金陵十三钗》。

我不喜欢这部电影。不是因为它不好看，或者情节不好，或是演得不好。恰恰相反，在电影院里的那两个多小时里，我看得非常入神。我紧张过，我愤怒过，我惋惜过，我祈祷过，可是我不喜欢这部电影。从电影院出来的时候，我只对谷主说了一句话：张艺谋不应该拍这部电影。

为什么？最简单的说是张艺谋糟蹋了一部应该不错的小说。我没有看过原著，我甚至不知道写书的人是男是女，也懒得去查。但是从情节的很多细节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精心构思过的故事，我甚至可以从电影很多其实没有处理的很到位的地方想象出原文，我在看电影的过程中就不止一次想，这个镜头比起（我想象中的）原文显得太苍白，太简单，太粗糙了。比如那位假神父给那些秦淮妓女做头化妆的那一场，比如那些妓女给女学生们弹琵琶唱曲的那段。甚至连那场床戏–一个有十几个妓女的故事没有床戏是难以想象的，更何况这场床戏从影片的开头就在铺垫—最后都拍成了可有可无的情节。但，这其实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有几个人能把电影拍得比原文更精彩？张艺谋最大的问题在于把整个故事拍拧了。

请问你看过电影后最能记住的场景是什么？恐怕不是十二个妓女决定替女学生去参加那场“庆功晚会”吧？恐怕也不是陈乔治挺身而出做第十三钗吧？如果我的感受和普通人感受差不多，多数人会记住的应该会是日本人强奸一个妓女，然后血淋淋杀死的那个镜头吧？是教导队的士兵用身体挡子弹炸坦克的那一场吧？是日本兵在教堂里疯狂追逐女学生的那一场吧？是妓女们扭动的臀部吧？

日本兵的残暴和中国士兵的勇敢恐怕不可否认也是那个小说中的元素，可是你看完这部电影后你就会发现，这些元素不可能是小说最想让观众或者读者记住的部分。日本兵的残暴甚至应该只是故事的背景，而佟大为的那个角色则勇敢善战大无畏的有点过度了。我甚至怀疑，这个角色是为了电影而放大的，并不是出自小说的原作者，因为这个角色和故事的其它部分有点不是很协调。

你看过这个故事，你就会感到作者其实是在重新诠释什么是内在和表象，什么是肮脏和纯真，什么是伟大和卑贱，什么是勇敢和懦弱，总之，什么是真正的人性。那12个妓女的行为，那个“汉奸”父亲的行为，陈约翰的行为，足以让你改变一切你对妓女，汉奸和懦弱男孩的假设和成见。甚至那个日本军官，都不是简单的可以用无情或者残酷来概括的。只是所有上面的这一切，张艺谋都只是应付差事般的展现给了观众。张艺谋放大了简单无聊的血腥，民族主义和一点点性的诱惑，却将故事细致微妙的东西丢给了观众自己去琢磨。用菜来比方吧，如果原小说是一条新鲜细嫩的鳜鱼，最适合清蒸才能吃出鲜味，张艺谋则是三下五除二硬把它做成了一盆水煮鱼。好吃吗？还是好吃的。可是当鱼肉滑过嘴边，你的味觉被辣味烫油覆盖的时候，你会惋惜，好好一条鱼就这么被糟蹋了。

好在我和谷主已经很久没有吃水煮鱼了，所以张艺谋这盆没用地沟油的水煮鱼还是给谷主和我解了一点馋，当然，还有那包甜的爆米花。

占领什么？

kai — Tue, 08 Nov 2011 18:45:34 +0000

写了有几个星期了，发在瞭望东方。

我的办公室离白宫不远，走路也就5分钟。窗外的19街经常过警车开道的车队，虽然不知道里面坐的是谁，但八九不离十应该是某位正在访问美国的外国领导人。在一个秋日周五的下午，原本在那个时间应该因为提前下班的车流异常繁忙的19街突然空无一辆车，接着就是警车，然后就是窗外的一阵喧闹。

那是一个很斑驳的人群，斑驳的意思是你找不到那个人群身上太多的共同点，从他们手上拿的牌子和标语看，他们是来“占领”华盛顿的。这个人群在警车的护送下喧闹的走着，因为交通管制停下的车辆纷纷按着喇叭。你实在无法分清司机们是在支持示威还是在抗议他们堵塞了下班的交通。

你很难把眼前的这场示威和每年在白宫附近发生的数不清的示威区别开，除了两点：一是类似的示威正在全美各地乃至全球发生着，口号都是“占领”，最著名的自然就是“占领华尔街”；二是你不知道“占领”究竟指的是什么？

“占领”什么？恐怕连示威者自己也并不清楚。“占领”运动与其说是一场有组织有目的示威，不如说是一场有着响亮标题的集体发泄。

这种发泄不是凭空而来的。这背后有着三个大的背景。

背景一是越来越分化的美国（全球）社会。国内的读者可能会觉得中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拉大，同样的事情一样发生在美国和全球很多的国家。一个事实是，在过去10年，美国真实的平均收入尽管在增长，但是美国真实的中位收入却在下降。换句话说，平均起来大家都富了，但是中产阶级却变穷了。在中国这叫“被增长”，背后的原因其实是美国只有收入最高的人群收入在增长，收入分配不均在拉大。这也是“占领”运动中的一个口号“我们是99%”所指：99%的人在变穷，1%的人在越变越富。

背景二是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的经济危机。尽管在技术上美国已经于2009年走出了衰退，但美国的失业率仍然超过9%，经济增长的速度仍然接近爬行而再次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如果说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拉大只是一个宏大背景的话，越来越惨淡的前程显然让很多人不再耐心。美国梦的基础不是均贫富，美国梦的基础是如果你努力，不管你起点如何，你也有机会成功。刚刚去世的苹果创始人乔布斯—一个亲生父母不要，大学辍学，没有任何背景的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四年的经济不景气，正在让很多人对自己的美国梦感到怀疑。如果你打开美国的电视，电视里现在经常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美国人一直以来都相信自己的孩子会比自己这一代生活的更好。这种信念正在因为这场危机而动摇，而数据似乎也支持这样一样悲观的情绪。

背景三是这场危机引发的对市场和政府的全面反思。这种反思本身是必要的。只是，不同的人得到的结论却完全不同。奥巴马政府和很多自由派人士显然认为这场危机的教训是我们需要更多更好的政府，他们的政策也是基于这一假设的。而这种观点，遭受了民间异常强烈的反弹，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前年开始出现的“茶党”。“茶党”出现时并不比“占领”运动更有组织，但茶党的立场总的说来却更清晰，那就是越少的政府越好。“占领”运动，和“茶党”一样也是草根运动，但其已经表达出来的理念却既不同于自由派，也不同于“茶党”，但总的来说更接近于自由派，这也是美国不少民主党人士和工会开始出面支持“占领”运动的原因。“占领”运动似乎也希望一个更大更好的政府，但不是现在的政府，因为他们觉得现在的政府太“腐败”，被华尔街的金融家们买通了；“占领”运动似乎觉得市场并不是对所有问题的答案，因为市场是被“华尔街”控制的，所以他们才要“占领”。

可是，用什么来替代他们觉得不满的政府和华尔街呢？“占领”运动并没有答案。他们沿着他们不喜欢的政府划定的路线示威，然后用他们不喜欢的华尔街银行提供的信用卡付账。也许，他们只是想“占领”而已，没说“打倒”，也没说“取代”。

一个假问题

kai — Fri, 21 Oct 2011 20:32:53 +0000

好几个星期前写的，净化过的版本发于《瞭望东方》。

今年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吸引了格外多的参与者。正式的参会人员达到了1万人，历史之最。这么多人来的原因很简单：世界经济又进入了一个危险期，这一次重灾区是欧洲，欧洲的债务危机有着不断扩大甚至到无法控制的危险。

年会期间，我跑去听了一个名为“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和金融改革”的讨论会。这是一个和欧洲八竿子打不着的会。只是，参加讨论会的人中间有人民银行的副行长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局长易纲，等到记者提问的时刻，几乎所有的记者，都在追问易纲同样的问题：中国将如何帮助欧洲？当然，同样的问题也在国内被很热烈的讨论着，还要加上一条：中国该不该救欧洲？

可是，这些问题在我看来都只是，假问题。假问题的意思是，这些问题的前提是不存在的：中国不可能救欧洲，因此没有什么如何救和该不该救的问题。

说中国不可能救欧洲，不是说中国没有足够多的钱，或者没有政治上的可行性。事实上，中国的外汇储备之巨和经济总量之大，恐怕让中国比起德国和法国更有“能力”来救欧洲。至于政治上，如果真的事到紧急，那恐怕就是“一切皆有可能”了。

说中国不可能救欧洲，是完全从经济的角度说的。没错，中国可以购买更多的欧洲债券；没错，中国也许可以投资欧洲银行；没错，中国也许可以购买欧洲的资产；没错，中国还可以通过多边机构，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欧洲央行或者欧盟，参与对危机国家的贷款。

但，这些都不能真正的救欧洲。如果这些行为就能救欧洲，那事情就简单多了。大不了欧洲央行像美联储那样不停的在市场上买债券就行了，而危机的国家，则可以通过发国债来为遇到困难的银行注资。事实上，欧洲央行已经在市场上买了很久欧洲国家的国债了。这不是一个秘密：不少欧洲国家国债，如果没有欧洲央行托市，早就卖不动了。只是，这些都没有解决欧洲的危机，相反，危机还在越来越加深。原因很简单，欧洲的问题比简单的流动性危机要深多了，欧洲的好些国家面临的是资不抵债和低增长的双重危机。

资不抵债意味着，你不可能通过借给欧洲更多的钱，而让其摆脱危机。所以，即便中国去买更多的欧洲债券，这也只是在提供流动性，提供短期的呼吸空间，而并不能降低欧洲的债务负担。这是中国不可能救欧洲的第一个原因。

低增长意味着，欧洲没法把现在的问题推到10年或者15年后解决。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只要把债务向后推几年时间，现在看起来的很多的债务到时也会因为经济增长而变得不再那么恐怖。只是，如果一个经济几乎没有增长，推迟也不解决问题。看看日本就知道一个没有增长的经济几乎是不可能消化债务的。而中国，是没法直接帮助欧洲增长的，特别是如果那些国家完全缺乏国际竞争力。这是中国不可能救欧洲的第二个原因。

更坏的是，资不抵债和低增长是互相加强的。增长越低，对债务的容忍度越低；债务越高，还债的负担就重，用于投资和消费的就少，增长也会更困难。因此，欧洲的不少国家，此时此刻处于一个异常困难的位置。它们不比美国，因为美国的经济还更有活力；它们也不比日本，因为日本好歹没有什么外债。

谁才能救欧洲？只有欧洲自己。那些高债务国家的债务，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来消减，不管是通过违约让债主承担，还是通过欧洲的财政一体化转移给那些低债务的国家。而改变低增长的现实，则意味着深刻痛苦的结构性改革。获取竞争力是没有什么捷径的：要有竞争力必然需要经济里要有足够的竞争，因此所有被保护的产业都得放开；要有竞争力，这些国家的工人必然要更努力的工作，同时接受更低的工资和福利。总之，不少欧洲人，恐怕要学会告别舒适的生活，因为这场危机意味着，靠债务维持高水平生活的日子结束了。

所以，面对欧洲的债务危机，中国真正能做和应该做的，大概只是和其它国家一起提醒欧洲：面对现实，自我救赎。

美联储的不得不作为的无作为

kai — Tue, 27 Sep 2011 01:43:43 +0000

我还记得那个年轻自信的伯南克:大胡子，眼睛犀利，语速很快，后两条是很多脑袋速度很快人的共同特点。我还记得他嘲笑日本银行的口气：他觉得日本银行连日本的通货紧缩都搞不定，简直不可理喻。他说道：你让日本银行的员工，一人扛一麻袋钱，上街见什么买什么，我就不信没有通货膨胀。

好吧，这不是他的原话，但八九不离十。这是将近10年前，我在北京的一个会议上看到听到的伯南克。不到10年后，美联储的员工还没有惨到要一人扛着一袋美元上街买东西，伯南克也没有开着直升飞机从天上撒钱。好吧，这其实就是他领导下的美联储在所谓的“数量宽松”政策下干的事情，这话一说都一两年了。

现在美联储不搞数量宽松了，要搞什么扭曲或者扭转（twist）。具体的做法就是，卖出4000亿美元的短期国债，买进4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希望借此来拉低长期利率，从而刺激经济。我看到那个消息的一瞬间，就冲到办公室的走廊里，对在那里的几个同事叫道：美联储在干蠢事，这不会有用的。

我的这个断言当然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目的，不然没法吸引同事的注意。更深的原因是来自于我读过的芝加哥大学的John Cochrane教授给出的理由。

好吧，John Cochrane其实没有反对“扭曲”，但是他从一开始就反对数量宽松。我觉得他反对数量宽松是错误的，只是，他给出反对数量宽松的理由用来反对“扭曲”，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John Cochrane给的理由极度简单：他认为数量宽松（现在把这想象成“扭曲”），所做的只是改变了美国政府债务的期限结构—市场上多出了一些短期的债务，而减少了等量的长期债务。如果这就能刺激经济的话，那以后刺激经济也太简单了–只要财政部多发短期债务，少发长期债务，其它什么都不用做，经济就能更快增长，就业就能增加。而美联储所谓的“扭曲”操作，实现的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结果：货币供应并没有变化，财政赤字也没有增加，什么都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市场上联邦债务的期限结构。

通过改变债务期限结构来刺激经济的理论，我是没有见过。但是，我能想象你得做出很多很出格的假设，才能让这件事情有刺激经济的作用。好吧，我其实是见过一些论文的，论述的都是应该延长期限结构而不是缩短。短期债务是对一个国家而言是有很大风险的，看看希腊的惨象就知道了，希腊人一定很后悔：悔当初没有借期限30年的债，而是只借了期限3年的债。现在债主上门，拿什么还钱？好吧，我走题了。

当然，我说的这点浅见伯南克不可能不明白，问题是他还是选择了这么一个极有可能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政策。这件事情在我看来，是伯南克对美联储穷尽了政策，内外受到各种质疑，但又面临经济二次探底危险的妥协。

从政策的角度，几乎所有人（甚至克鲁格曼）都同意，美联储已经没有什么空间了。让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做更多，和让一个打光了子弹的士兵继续杀敌没太大区别。不少人都同意，财政政策才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只是左翼经济学家（例如：克鲁格曼）和右翼经济学家（例如：卢卡斯和巴罗）对采取什么样的财政政策持有的几乎是完全相反的观点：前者认为应该更大的政府支出，更大的赤字；而后者则认为，高税和对未来税收水平的不确定性才是导致经济停滞不前的原因。好吧，我又走题了。

不仅美联储已经没有政策空间，而且美联储内部的不同意见已经非常明显：最近几次重要的政策决定，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都有多达3位委员公开反对。没错，公开市场委员会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只是，在一个目前只有10个人的委员会里（正常情况下是12个人），如果有3个人公开反对一件事情，你可以想象内部的不同意见有多大。

除此之外，还有外部的政治压力。虽然政客们可以满嘴跑火车，但是如果不止一个共和党总统侯选人，用很强烈的语言批评联储的政策，甚至用到了“叛国”这么重的字眼来人身攻击伯南克，你也可以想象伯南克面临的压力。

这是，美联储又不得不作为，因为指望通过财政政策来拯救美国经济避免二次探底（不管是按照左翼的药方还是右翼的药方），想要通过那个疯狂的国会，几乎都是不可能的。而这个国会只会变得更加疯狂，因为选举就要来了，还是总统大选。

所以，一边是弹药用尽，内外压力，另一边是不得不作为。所以，美联储的政策决定，在我看来，只能被形容为“不得不作为的无作为”。然后，还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扭曲。不知道这是在形容政策，而是在形容美联储现在的尴尬位置。

一份经济政策备忘录

kai — Wed, 21 Sep 2011 01:02:28 +0000

写于两周前，发于最近的《瞭望东方》

2011年9月xx日

提要：尽管宏观经济指标显示，中国经济很可能正在走向“软着陆”—物价持续上涨的势头已经得到扼制，预计通货膨胀从高点回落；而经济增速依然强劲，没有出现2008年调控时经济增速骤减的现象—但2011年的四季度至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全球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的可能性正在大幅度增减。本备忘录就全球经济二次探底时中国可以采取的政策应对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想法。

增长率：通过出台大的经济刺激政策来维持增长率的做法应该尽量避免。在全球经济二次探底之时，中国经济增长减缓再所难免。增长率，在中国的经济现状下，已经无法反映：1.增长的质量；2.对弱势群体的保护；3.经济结构的调整；4.就业增长的速度；5.增长的可持续性。因此，如果出台应对政策，应以以上5点为指针，而非单纯的增长率。

货币政策：大幅度放松银根的做法应该避免，货币政策应以微调为主。中国在2008-2010年间发生的信贷扩张仍有很多遗留问题，再次大幅放松银根将有饮鸩止渴的危险，可能的后果包括：政府和企业的债务大幅增长，银行资产质量下降，投资的回报率骤减以及资产和货物价格上涨。货币政策，因此，只能处于辅助的位置。货币政策姿态，可以由目前的适度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在国际金融动荡的情况下，如果业务正常的机构和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人民银行应该适时为市场提供流动性。鉴于中国的利率水平仍然很低，降息的做法不应鼓励。调整货币政策姿态，更多的应该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的力度来实现。

汇率政策: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应该继续稳步推进，切不可因为国际经济二次探底而再次停顿。国际主要货币的稳定性，在全球经济再次探底的情况下，将会变得更加不可预测。以美元为锚的汇率政策，将愈加不利于中国经济—在短期，美元走势决定人民币走势，美元利率牵制人民币利率，使得中国失去货币和汇率政策的自主性；在长期，美元的远期走势很可能会和中国结构转型所需要的汇率走势方向相反，阻碍中国的经济转型。因此，即便在全球再次陷入危机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也不应停止。

财政政策：有针对性和透明的财政刺激将是应对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主要政策手段。中国的财政状况，特别是中央财政，仍然有充分的空间，可以允许有力的财政刺激。但为了保证财政资源被有效运用，帮助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保护弱势群体和避免隐性政府债务的积累，财政刺激务必试图做到：1.任何财政刺激都通过政府预算的方式发生，避免预算外支出，例如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等，变相成为支出主体，积累债务；2.财政刺激以保护民生为主要方向，包括向低收入群体和失业人员提供保护，要避免匆忙上马政府投资的项目；3.在教育，医疗，职业培训，环保等方向，可以加大投入力度。这样既可以应对危机，也对未来高质量，可持续的增长打下基础；4.必要时，首先应该对居民进行减免税费，包括收入所得税，五险一金等。对大型企业，特别是具有垄断地位的央企，要尽量避免使用任何财政资源。

结构性政策：中国还有不少尚未完成的重大结构性改革，这些改革在短期未必有利于应对危机，但是在长期对实现稳定，高质量和具有包容性和公平的增长则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这其中包括实现关键资源和能源价格的市场化，并通过相应税收来反映环境成本；实现金融深化，增加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增加居民的投资方式，实现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决定；放开市场准入，包括行业准入和地区准入，消除地方保护和企业垄断；减少居民流动的壁垒，实现城乡居民一致的“国民化”；还有就是明确政府在经济中的职责和角色，增加政府行为的透明度。

结语：美国白宫前办公厅主任曾说：我们可不希望浪费一次严重危机（借此来推动必要的改革）。对中国而言，更是如此。如果全球经济再次探底，这将是别人的危机，而恰恰是我们推动改革的机遇。

人均GDP和人均收入

kai — Mon, 19 Sep 2011 02:01:02 +0000

有不少人觉得GDP和收入不是一码事，人均GDP因此和人均收入也不是一码事，而我在这个博客里把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混为一谈是错误的。

我的语言却是疏松了一点，但并没有犯低级错误。

GDP有三种统计方式：支出法，生产法和收入法。不管怎样统计，三种方法得到的GDP数字应该是一样的（除了误差以外），也就是一个国家的

GDP=总支出=总产出=总收入

因此，对一个国家的总体而言，人均GDP就等于人均支出就等于人均产出就等于人均收入。

支出法的GDP大概最为人所知：GDP=消费+投资+净出口

中国统计GDP的最主要方法其实是产出法（这应该是苏联体系的自然延伸）：GDP=第一产业产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支出必然等于产出看起来有点诡异，这主要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存货投资的东西，任何缺口都被定义成存货（投资），因此支出在会计意义上总是等于产出。

支出和产出必然等于收入则比较容易理解：一个人的支出必然是另一个人的收入或者一个国家的产出，也就是新创造的财富，必然是这个国家的收入（当然，这里国家的意义是地理意义上的，而不是国籍意义上的。国籍意义上的要进行一些调整，但这种调整的量通常不是特别大，除了对像爱尔兰这样的国家，这个国家的银行几乎全是外国人拥有的，而银行又是这个国家很主要的产业）。

收入当然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来细化。总收入=家庭收入+公司收入+政府收入，或者总收入=劳动收入+资本收入+税收等调整。中国这些年的收入特点是家庭和劳动收入在GDP中的占比下降，公司收入在上升，政府收入也在上升。这可能是不少人觉得人均收入和人均GDP概念不一样的原因。越来越多的钱确实没有落入工薪阶层的口袋，但这些钱还是在那里的：进了公司和政府的口袋，因此那也是一部人的收入。你可以认为人均收入无法真实反映收入分配的状况，但均值在任何时候是都无法反映分配的。

最后说一句，人均GDP或者人均收入或者人均产出或者人均支出，不仅不能反映分配，也不能反映福利水平。一个国家的GDP如果全都在生产军火，这个国家的GDP可以很高，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却可以很低，前苏联就是一个例子吧。

此贫困和彼贫困

kai — Wed, 14 Sep 2011 01:09:37 +0000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和谷主在美国接待国内来的朋友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个印象：这些朋友来美国之前总有一种，即使不是民不聊生，好歹也是萧条的图景，在脑子里。到了美国之后，这些朋友，往往对看不到民不聊生和萧条感到失望。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朋友说道：这好像不像经济危机阿，饭店门口还有人排队等座位。

我标准的回答总是，往往为了不薄人的面子：华盛顿是没有经济危机的，要看危机的重灾区，可以去密歇根，内华达，或者佛罗里达这些地方。然后我会再加上一句，这句往往不会引起人的注意（因为他们听了前半句往往就满意了：原来他们的想法没有错，只是到错地方了）：即便在那些地方，也未必就能看到贫穷。

今天美国公布了最新的贫困率数据，15.1%，换句话说，每6个美国人中间就有1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绝对人数有4600多万。这对于美国，这个世界头号经济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庞大数字。

但，需要记住的一点是，美国的贫困不是中国的贫困，更不是非洲的贫困。美国2010的联邦贫困线，对个人大约是收入低于11000美元一年，对一个四口之家则是收入低于22000美元左右，作为一个比较，中国2010年人均GDP约为不到4500美元（按市场汇率）。换句话说，在美国一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的收入水平，在中国可以算是一个标准的中产。

当然，这样的比较并不完全合理（因为购买力的原因）。另一个可以比较的是，美国的贫困线大约划在人均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取决于家庭的人数）。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全国的贫困线大约应该划在3000-6000块一年（中国的人均GDP大约是30000块），而中国实际的贫困线在农村是划在1196元一年，各个城市的低保线则各不相同，高的有1万左右一年的，低的只有2000多块一年。或者说，如果中国的贫困线比照美国划在人均GDP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那中国的贫困人口可以轻易达到好几亿，超过六分之一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是没有太多悬念的。

当然，中美的贫困和非洲的贫困又很不一样。美国已经没有绝对贫困了，换句话说，就是温饱已经不是问题。中国绝对贫困人口的比例也比较低了，大部分人口已经解决温饱，主要的贫困是相对贫困。非洲则不一样，那里的贫穷就是绝对贫穷。用萨克斯的话说，就是会死人的贫穷—饿死或者被很简单的疾病病死，看看正在东非发生的大饥荒，你就不得不为那种杀人的贫穷感到震撼，无奈和悲伤。

所以，此贫困非彼贫困。

坚不可摧

kai — Sat, 10 Sep 2011 17:42:35 +0000

我二月份的时候写过一篇博客《两个人生》，里面讲到了一本书《坚不可摧》和一个作家劳拉·希伦布兰德。

熟悉这个博客的人应该知道，这个博客很少谈经济以外的事情（因为不想不懂装懂），也很少推荐书（因为实在读书太少），《两个人生》一文属于破了两个例，可见我对这本书的喜爱，那篇文章也出我意料的成为了今年我写得为数不多的博文中很受欢迎的一篇。

前几日，母亲打电话来，说重庆出版社寄来了此书的中文版。编辑说读过我的那篇博文，觉得喜欢，因此想寄一本给我看看，后来碾转打听到我母亲的地址，就寄了过去。

我还没有看到书，因此不知道翻译的质量。不过，如果你也想读读这本书且又想读中文版的，这本书的中文版已经面世了，当当卓越都有卖的。

月饼税

kai — Thu, 08 Sep 2011 19:12:54 +0000

我觉得，辩论中国的税率是不是太高，税负是不是太重，是很必要的。但是，月饼税的问题，不属于这个范畴。

一个合理的税收体系，你希望实现的是在收税的同时，尽量的避免因为税收产生的扭曲。

假设有两个公司，一个公司给自己的员工全部发现金，而另一个公司只发一点点现金，剩下的都发实物-购物券，汽油票，替你交房租，逢年过节发烟，发酒，发月饼。或者想得再极端一点，这个公司的工资干脆这么发，员工所有生活的用品都由公司来发实物（操作上可以，比如说，保留所有发票然后报销），剩余超出的部分才发现金。

一个公平合理的税收体系，应该保证，不管公司怎么发工资，应该交得所得税是一样多的。这就要求，发实物和发现金应该交得税也是一样的。不能因为一个公司发了500块钱过节费就要交税，另一个公司发了500块钱月饼就不要交税。月饼当然是相对小的一件东西，回到我上面的例子，如果实物工资（福利）不用交税的话，那就会造成很大的扭曲和不公平。从这个意义上，发月饼应该交税，发馒头要交，发什么都应该交。

请注意，你可以认为中国的税太重了，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不是反对月饼税的理由，这应该针对的是现有的个人收入所得税体系。

这个话题可以很长，我只想在最后说一点：对实物福利不收税，最后很可能造成的是一个非常累退的税收体系。一个普通挣工资的人一年能有多少实物福利？没有多少，交不交税的差别其实不会特别大，心理的因素要大大超过交的税。真正拿实物福利高的人群是什么人群？我想一定级别的官员和企业高管是比较容易想到的。他们享受配车，有司机，大办公室，出门头等舱五星级酒店，各种非现金的福利很多。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群有很大的灵活度来选择或者决定自己的收入和福利是以现金还是实物的方式发生。如果可以实现，应该做的是让这部分人群对非现金收入也交税，而不是反过来，取消工薪阶层那不算多的一点实物福利的税收。

告别权宜之计

kai — Thu, 01 Sep 2011 18:12:23 +0000

写了几个星期了，发于最近的《瞭望东方》。

欧洲的债务危机会不会全面爆发？全球经济会不会二次探底？中国能否独善其身？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否安全？这些都是最近热门的话题。这些问题当然都很关键，但在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进入整整第三年的今天，全球经济还面对如此之多的挑战这件事情本身，恐怕是更有意义也更重要的问题。

如果简单一下回顾2008年危机以来全球的经济政策，那就是全球各国的政府动用了史无前例的庞大货币和财政刺激和金融稳定措施，来试图对抗私人部门的萎缩和金融体系的崩溃。其结果是，灾难也许被避免了，但很多政府也已经几乎穷尽了自己的弹药–货币政策已经松到不能再松，债务也已经上升到了危险的程度。如果真的有第二波金融经济海啸到来，无论源头是欧洲，美国或者日本，很多政府不能说完全无能为力，但应对政策的空间将会相当有限。就拿处境比起欧美日优越得多的中国来说，如果全球经济再度探底，重复2008年后采取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可行性和可能性都大幅度降低：我们过去几年上马的项目还没有完工，积累的问题还需要时间消化，再来新一轮的刺激，谈何容易？

这里暴露出来的深层次问题是，货币和财政政策，是可以用来应对一般的经济波动的。但，这场危机不是一般的经济波动，而是全球经济结构性问题的集中爆发。“如果道歉有用的话，那还要警察干嘛？”是多年以前台湾电视剧《流星花园》里的道明寺爱说的一句话。在这里，我想稍微借用一下：如果印（收）票子和增加（缩减）赤字就能解决问题，那还担心经济危机干嘛？

各国政府指望用一时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来应对结构性问题，现在看，只能算是一种权宜之计。欧美最终做的只是（部分的）把私人债务变成了公共债务，可是债务还是在那里。而中国大规模的信贷扩张和投资，是让一个依赖投资的经济变得更加依赖投资，如果没有最终的需求，这些投资的回报就很难实现，进一步的投资也很难维持。一边是过度的需求和不足的生产留下的债务，另一边是过度的生产和不足的需求留下的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一边的问题更急切，更危险，但却相对容易修理：过很多年苦日子然后努力工作就行。说容易修理，是因为这些国家很快就将面临硬的约束–借不到更多的债。在硬约束下，一切都容易发生，用这种方式或者那种方式。另一边的问题看起来有惊无险却更难改变：我们还有很多的资源和空间来维持旧的模式。我们不是借债的人，而是借钱给别人的人，我们不用担心评级机构下调评级。

但欧美的债务危机和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一下就真切的反映出，欧美的问题一样也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一方面希望欧美能实现复苏，拉动出口；另一方面，我们又希望欧美控制债务，避免出现违约。但这两件事情在短期根本就是矛盾的。控制债务，必然意味着缩减开支，直接会影响对我们的进口；而如果进口强劲，则意味着债务的增长，那违约的可能性就会上升。因此，市场对欧美的约束，同样也是对我们的约束，约束的方向不同就是了。

政策空间的缩小，没有了腾挪的余地，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把各国政府面临的真正挑战明确无误的展现出来。欧洲和美国已经很明确，控制债务是第一要务，再痛苦也要控制，因为市场已经不再有耐心。中国的挑战也很明确，要在欧美节衣缩食的世界经济里继续保持我们这个庞大经济体的增长，可以依赖的只能是国内的市场。这中间理顺关键价格，调整收入分配，深化金融改革从而优化资源配置以及打破市场壁垒，都是困难但是必须进行的改革。这中间一样会有痛苦，改变现状总是会让一些人遭受损失，但这是用短期的代价换回长期的繁荣。不作为，未来的痛苦只会更大。

没有人希望全球经济二次探底，但如果真的发生，这一次应该是全球所有政策制定者彻底告别权宜之计的时刻。危机，有时候才是改变的契机。

外汇储备三问

kai — Tue, 30 Aug 2011 01:13:05 +0000

稍作修改的版本以“外汇储备的前世今生”为题发于最近的《中国新闻周刊》。

最近，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评级降级和欧洲仍然尚在发展的债务危机，开始再次引起了人们对中国外汇储备安全性的关注。外汇储备，看起来是外汇，其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宏观变量。如果不对外汇储备的“前世今生”有所了解，就很有可能会产生一些错误的认识。

外汇储备是怎么来的？

最为流行的说法是，中国有所谓的“双顺差”，也就是经常项和资本项外汇的流入都要超过外汇的流出，从而导致了中国外汇储备连年的增加。这个说法在会计意义上当然是没错的。你去看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经常项和资本项的顺差之和基本上就是中国外汇储备的变动，不完全相同的原因是还存在一些误差和遗漏以及估值调整。

但是，这样一个解读忘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积累外汇储备是一个政策行为。换句话说，如果中国政府决定从明天起不再积累外汇储备，这件事情是完全可以发生的，只要人民银行停止在市场上购买外汇就可以。只是，人民银行在用人民币购买外汇的过程中，实际上成为了市场上最大的外汇需求方和最大的人民币供给方，一旦人民银行停止用人民币购买外汇，市场上外汇就会供大于求，而人民币则会供不应求。这一供需不平衡的必然结果就是人民币相对于外汇的大幅升值，而这似乎是中国还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说到底，中国外汇储备的积累其实是中国汇率政策的副产品。中国的汇率政策合不合理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但需要明白的是，只要中国维持当前的汇率政策，中国高速的外汇储备积累就不可能停止。因此，看外汇储备的问题必须和汇率政策一起看。如果我们认为当前的汇率政策是合理的，那就必须得接受外汇储备还要高速增长下去的现实。

外汇储备能不能用于国内？

有一些人提出，应该把外汇储备拿回来用在国内，投资教育也好，医疗卫生也好，或者干脆分给老百姓也行，不都比放在国外强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先问一个问题吧。假设你有100美元，你拿到银行，把这100美元换成了640块人民币，请问你有没有变得更富或者更穷？答案是：没有。现在的汇率就是1美元兑6.4元人民币，等价交换，既没有变得更富也没有变得更穷。

外汇储备的积累和这个例子是很类似的。外汇储备是人民银行从市场上买回来的。如果你在把100美元换成640块人民币的过程中没有发生财富的变化，那人民银行用640块人民币购买100美元也没有导致人民银行的资源增加。但这件事情的结果却是，人民银行的外汇储备会增加100美元。所以，外汇储备的增长并没有伴随着政府资源的增加。如果用术语讲就是，在积累外汇储备的过程中，政府的资产和负债是在同时增加的。增加的资产是外汇储备，而增加的负债则是人民币现金，债券或者是央行票据。这一点和政府收税是完全不同的。收税是老百姓把自己掌握的资源交给了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资源是增加了的。

如果政府的资源没有因为外汇储备的增加而增加，那花（分）外汇储备的做法其实就是在实质上增加政府的支出和负债。至于增加政府的支出和负债是不是好主意，那估计就见仁见智了。但这里的关键是，花（分）外汇储备和增加支出和负债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怎样投资外汇储备才更安全？

有很多人觉得中国把这么多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元国债，既不安全，回报率又低，是很笨的投资。

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这里想要说两点：

一是回报率和风险是成正比的。当代金融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共识是，追求更高的回报几乎必然意味着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风险小回报高的投资，在投资领域就像是路边躺着的100块钱，不是说不会发生，但是轮到你捡到的几率非常低。因此，当我们要求外汇储备能有更高回报率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同时在要求承担更大的风险。不是说这个方向不应该走，只是应该清楚，高回报率不是从天而降的。

二是安全性是相对的。绝对安全的资产是不存在的，买金条还有被偷被抢的可能。因此，说一个资产安全不安全，必须有比较才行。很多人觉得美元不安全，这句话没有说完，美元相对于什么更不安全，黄金，欧元，日元还是其它货币？说美元相对于黄金更不安全也许是对的，但说美元相对于欧元和日元更不安全则是值得商量的。论债务水平，美国和欧洲差不多，比日本强不少；论增长前景，美国比欧洲和日本都好很多。因此，很难说美元比欧元日元更不安全。这场危机提醒我们的是这个世界挺不安全的，美元也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安全，但这并不等同于美元比其它主要货币更不安全。

最后我想说，中国在外汇储备问题上最大的矛盾还是外面的世界一点都不安全和我们的储备仍将继续增长。前者是我们必须接受的，而后者则是我们可以改变的。

崛起的后果

kai — Tue, 16 Aug 2011 03:54:50 +0000

写于半个多月前华盛顿至北京的航班上，终稿的地点大约是白令海峡上空，发于《中国新闻周刊》。

已经持续快三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巨大副产品就是，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角色骤然变得格外重要。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一是中国是这场危机中为数不多的增长亮点之一，因此许多国家都得益于中国；二是中国的继续增长和欧美日的衰退，让相对的经济份额产生了巨大的变动，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中国在去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三是中国成了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金主”，在很多发达国家都深陷债务危机的时候，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外资流入枯竭的时候，中国成了一个主要的资金来源国。从最富的国家到最穷的国家都希望获得中国的投资。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国际经济秩序的决定者在这场危机中由过去的“七国集团”变为了包含有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国家的主要代表国就是所谓的金砖四国（最近，南非也加入了金砖的集团），而金砖国家中最重要的国家毫无疑问的就是中国。

只是，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并没有让中国在国际场合变得更舒服。相反，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反而成了“矛头所指”，经常是“四面楚歌”。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各大电视台在一段时间都播出了一个广告，广告里一个中国人很骄傲的说道（大意）：我们已经拥有了大量的美国债务，历史上，帝国都是这样衰落的。整个广告充满了阴谋论的味道，一个来自中国的阴谋。

当然，远不只是美国，对中国的戒心几乎遍布世界每个角落。笔者就走访过一些国家，出席了不少国际会议，听到见到过很多。笔者在某新兴市场国家出差的时候，去见相当于当地“工商联”主席的人。主席先生坐下来的第一局话：中国人正在绑架我们的工作。然后就是滔滔不绝的控诉：从汇率，到倾销，到假冒伪劣，到知识产权。但这个国家，其出口产品的最大市场不是别的国家，恰恰就是中国。这个国家这几年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中国对其产品的巨大需求，而且中国从这个国家进口的东西要远远大于中国对这个国家的出口。在这个国家谈了一大圈下来，发现这种对中国的看法其实反映一种非常普遍的情绪。

后来，笔者又到了另一个新兴市场国家。这个国家几乎和中国没有任何经济往来－既不从中国进口也不向中国出口，即便如此，这个国家一样对中国充满了抱怨。这个国家财政部的一位高官向我们展示了一副图，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拐点发生在2001年。2001年之前出口增长很快，2001年之后出口增长几乎停滞。他的结论是：这都是中国加入WTO的结果，中国货把这个国家从其传统的出口市场里挤了出去。

中国在非洲投资和进口原材料，更是经常被不少欧美国家指责。笔者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就听到一个曾经在非洲有很多殖民地的欧洲国家的官员抱怨中国：中国从非洲进口这么多自然资源，让这些国家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出口，得上荷兰病，无法发展制造业。这不利于非洲的长期发展。

需要承认的是，中国在对外经济往来中是存在不少问题的。在知识产权，透明度，公司治理，公共关系和腐败等很多方面都因为太“中国特色”，给人落下了很多话柄。但这些都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更关键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还是中国太大，发展太快。这不仅引发了中国国内的巨大变化，更是让全世界的经济版图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型。这种转型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这种转型发生的速度。

中国在过去30年里的经济增长水平，是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要增长一个多世纪才能达到。中国人在这30年里，已经早就习惯了每天和每天都不一样，每年和每年都不一样。从村庄消失到城市崛起，可以在几年时间就发生。虽然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或者说学会了忍受，这种百米冲刺式的发展和转型，世界其它国家并非如此。

巴西热带雨林里的古老村落，可能会因为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要吃更多的油和肉，而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消失。原因很简单，榨油和养猪都要用大豆，于是适合大豆生长的巴西就开始推平热带雨林种植大豆，以满足中国巨大的需求，那些几百年不变的村落就成了这个过程的牺牲品。这样的变化，如果发生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那还相对容易接受，因为年轻一代会成长起来。但问题是，这个过程偏偏发生在几年时间里，这对人生活模式和心理的冲击可想而知。从非洲到拉美，从美国到日本到欧洲，都生活在中国的冲击波之下。人们心理上本能的产生保护和戒备，恐怕是非常自然的反应。

充分的意识到中国对别国的冲击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能简单以为中国去投资，去买别人的东西，去给别人建基础设施，别人就会对我们感恩戴德。当中国的老百姓都开始质疑一切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的时候，别的国家就更不会客气了。

债！债！债！

kai — Sun, 14 Aug 2011 02:26:31 +0000

写于几周前，发于《瞭望东方》。

整个夏天，有一个经济词汇，在全球各地都占据了显著的标题，让很多政治家头疼不已，让评级机构忙着调整评级，这个词就是：债。

在中国，早就不算新闻的地方政府债务，因为审计署公布的一个数字，重新引起了新的关注和争议。审计署说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为10.7万亿元。这个数字本身已然相当大，要知道，这可是相当于10年前中国全年的GDP。但是不少机构，最著名的就是评级机构穆迪，认为真实的地方债务规模可能要比公布的还要大3万亿左右。

在美国，在笔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总统奥巴马和美国国会还在激烈的争论如何提高债务限额，消减开支，避免出现债务违约。美国的债务水平比起中国的债务绝对值要大很多，占GDP比重也大，赤字的水平也更高－美国现在一年的赤字，就要接近中国全年的财政支出。

当然，最为债务头疼的还是欧洲。欧元区的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已经因为债务陷入危机，必须寻找国际救援。而欧元区的大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比例时，也处于债务危机的阴影下。可以说，整个欧元区的前途都因为债务而系于一线。

债务问题一起爆发，并不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不是有一种说法：有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才知道是谁在裸泳吗？现在的情况是，在金融危机的第一波潮水退去之后，不少国家都骤然发现，自己穿得并不多。

不过，同样是债务问题，中国，美国和欧洲，这世界前三大经济体所需要的解决方式却是截然不同的。

欧洲债务问题公认的根源是低增长和缺乏竞争力。通常低增长和缺乏竞争力的国家，老百姓生活得会比较拮据，政府也没多少钱花。但希腊，葡萄牙这些国家，借欧元区的东风，通过借债实现了花销上的“赶超”和“收敛”。生活水平上去了，生产却没上去，可不就是背下一身债。因此，欧元区的这些国家面临的其实是双重危机：比较紧急的是当下的债务危机，但债务背后的却是一场更深远，更难改变的增长和竞争力的危机。也正由于此，欧洲的债务危机的解决才极为艰难。说起来，债务还是相对简单的部分，通过欧洲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的救援，这些国家可以好几年不需要从市场上借一分钱。真正困难的是如何实现增长，这不仅需要痛苦深刻的改革，因此也就意味着会有巨大的政治阻力，这些改革究竟能否在足够快的时间里推动增长也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美国是一个比欧洲有活力多得多的经济，美元是当下唯一的超级货币。因此，美国根本不存在短期的债务问题。正在美国国内发生的债务限额的僵局，完全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真正的经济问题。因此，一旦民主和共和两党找到政治上的妥协，美国短期的债务问题立刻就会解决。但，美国确实有长期的债务问题，这背后主要的原因是老龄化和随之增长的公共养老支出和医疗支出。这么说吧，美国有一个设计于30年代的养老体系，60年代的医疗体系，但面对的却是21世纪的老年人口和医疗技术。因此，美国困难的选择在于，必须在未来10年到20年中的某个时点，对其医疗和养老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革。这不能算一个艰难的经济问题，但却是一个艰难的政治问题，因为任何改革都可能必然意味着公费养老和医疗要被消减。

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暴露的其实不是债务问题。10万亿的债务，以中国的经济增速，用5年到10年就能消化。更何况，地方债务主要是用于投资，换句话说，债务增加也对应着资产的增加，即便资产的质量未必高。这里暴露出来的，其实是中国的财政体制，政企关系和金融体系里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地方政府缺乏财政纪律，政府和企业之间只有一层窗户纸，银行还远没有真正的按照商业银行行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组合，这意味着地方政府最后总能让银行来为自己的行为买单。10万亿并不是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如果底下还有一个无底洞，那就是问题了。

这里唯一的好消息也许是，现在大家都知道自己在裸泳了，至少比涨潮的时候假装自己穿着衣服要强。

美债降级之后

kai — Tue, 09 Aug 2011 01:16:25 +0000

很多人一定会觉得，猜测，认定，断言：中国的外汇储备要遭受重大损失。有人大概还会指出：美国今天股市暴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然后，有人会立刻根据上面的这些“证据”，指出中国外汇储备投资得“太蠢”。

没时间多写，写几句微博式的话吧：

中国的外汇储备今天很可能是在赚钱而不是在亏钱，原因是今天美国的国债大多数都在涨。你也许觉得被降级了价格还能涨有点不可理喻，但这是事实。原因是，
这个世界上有垃圾，有垃圾中的垃圾，还有垃圾中的战斗机。如果美国国债是“垃圾”，那美国的股票就是“垃圾中的垃圾”，欧洲和日本的资产则可以算是“垃圾中的战斗机”。当大家都“远离垃圾，珍爱生命”的时候，最不垃圾的资产最吃香。今天黄金涨得最猛，美国国债也涨。
一切认为可以把外汇储备花在国内的人，可以找我以前写得博客看看，《一沙一世界》里的头几篇也说得是一样的事情。结论是，外储不能花在国内。
中国外储的问题最关键的完全不是如何投资的问题，而是外储本身太庞大且仍然在不断增长的问题。而后者，不是管储备的人能解决的，而是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和政策失调的反映。
外储的损失，明的也好（比如说，低的甚至负的回报率），暗的也好（机会成本），非常悖谬的也有其正面的作用：那就是把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代价表现在了明处。但是，中国经济结构结构失衡的代价远不只是外汇储备的那点。我以前在博客里也简单的框算过，外储的那点成本比起其它的扭曲而言，简直算是小巫见大巫。
根据公开的数据，美元在各国中央银行储备中的比重高达60－70％。普遍的猜测是，中国外汇储备中的美元比例也是这个水平。不同的中央银行，做出的选择却是类似的，不是因为中央银行都傻，这是和美元的地位和美国市场的深度直接相关的。

上座率这么难算吗？

kai — Wed, 03 Aug 2011 06:43:29 +0000

看到“京沪高铁上座率107%”这个标题后，我的第一反应是：难道那么多民间流传的京沪高铁空座很多的传言都只是一面之辞？说实话，在铁道部没有出来解释之前，我还是相信铁道部的，因为我不觉得一个能自主运营高铁的大部委不至于连小学数学都不会做，上座率这么一个基本的指标，总不至于弄错吧，尽管107%看起来高得离谱-也许是暑运呢？最近这两个月，回了两次国，发现飞机确实都是满满的，也许很多人选择做高铁也有可能。

后来，铁道部出来解释了，我们是这么计算上座率的（经过我提炼的）：我们用买票的总人数/总的座位数得出了平均上座率。按照这个公式计算，如果一辆高铁从上海出发，坐了一半人，然后这一半人到了苏州全都下车。然后此车空车开到天津，在天津又上了一半人，再坐到北京，此车的上座率为100%。换句话说，一辆几乎是纯粹运凳子，按照铁道部的算法，也算是100%的上座率。

这个算法，问题显然大得出奇。不过，必须得说的是，铁路确实不同于飞机：飞机上座率的定义要比铁路上座率的定义清晰多了，铁路确实存在旅客上下车的问题。

所以，高铁的上座率应该怎么计算？

一个最简单的算法就是：你把整趟车实际的车票收入除以整趟车满员从始点到终点的客票收入。这样就不用管谁上谁下了，问题的关键是，只要有座位空着，那个座位就不会产生收入。

当然，这个算法是可以细化的。首先，可以把不同档次的座位分开算，然后做加权平均，这样可以避免不同的座位因为价格不同对空座率影响不同的问题；其次，铁路票价定价未必是线性的。也就是，坐十分之一的距离，票价未必是十分之一，这些细节信息铁道部应该都掌握，可以在计算的时候进行适当的调整，免得造成空座率的高估或者低估。最后，你可以按一辆车运行区间的停靠站分段计算空座率，每一段的空座率应该是可以精确定义的，因为没有人能上能下。然后，你可以把这些信息用不同的方式加总平均，得到不同的空座率的指标：比如说一辆车全程的空座率或者某一特定区间的空座率等等。

我相信还有别的更好的算法。问题的关键是：铁道部算的空座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赶快换算法吧，如果实在暂时没有好的算法，我这个算是免费送的。

三公支出(2)

kai — Tue, 26 Jul 2011 03:51:26 +0000

说事之前，想对动车追尾的事情说两句，今天想武断一点，即便说错了也想武断一点：这是一场人祸。我小时候抱着一本铁路书读过，因为家里有个亲戚是在铁路学校教书的，我只记得一点：铁路安全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两辆对面开的火车不开到同一条线上，两辆同向开的车保持安全的距离。这是从有铁路的第一天起就要面对的问题，因此，铁路上在这方面的技术早就成熟了，系统也早就久经考验了。出这样的低级事故，只能是人祸，少来什么雷击下雨的搪塞。而且，也少拿这场事故和什么德国日本高铁出轨做比较－人家是出轨，你这是撞车。这就跟把飞机失事和两袈飞机相撞做比较一样，是一回事吗？

前两天写了三公支出，今天想补充几句。

我说两个故事吧：

故事一：我出国之前，因为一个研究项目，曾经到过一些地市做调研。当时，主要是走访企业，然后有当地的官员陪着，不然人家企业根本不会理财你。到了饭点，总有好酒好饭招待，企业的领导陪着，当然最后买单的也是企业。有趣的是，饭桌上往往会出现很多官员，有好几次不得不坐了两桌。我在一个中型城市住了将近一个月，走的时候要到离那个城市2个小时车程的省会机场坐飞机。当时包一辆出租车一整天大概就是300块吧，我们有好几个人，因此觉得包辆车走，挺合适。不过，临走之前，陪同我们的官员来送我们。他说车都安排好了，不用你们花费。推托几下之后，我们就坐对方的车走了。和那个司机聊了几句之后就知道，这个司机根本就是一个企业的司机，车也是企业的。这些费用，永远都不会在“三公”支出上得到反映。

故事二：我工作后，去某国出差。此国为民主国家，两党政治，不富裕，正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对方的财政部长请我们去相当于这个国家的“钓鱼台”吃饭－鱼子酱，法国红酒，这么说吧，吃的东西，除了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外，其余全部都是欧洲运来的。那个政府的奢侈，和那个国家的经济状况，还有那个国家普通人的生活的对比，让我感到极度的震惊。我们住在那个国家最好的酒店里，比国内的三星级还差。酒店的服务员，晚上就住在放毛巾肥皂杂物的储藏室里。我发现这一点是因为一天夜里我工作到3点，然后去找我的同事商量事情，我在走道里撞到了从储藏室里出来也许是去上厕所迷迷瞪瞪的服务员。她把我吓了一跳，我也把她吓了一跳后来（后来问了酒店的经理，他证实了这一点。说这些服务员都是从乡下找来的，没地方住，晚上就住在储藏室里）。总之，这是一个还很穷的国家，但你在这个国家的官员，议员身上根本看不到贫穷－事实上，这个国家每一个议员都有自己专门的财政帐户，他们自己投票批准的。两党吵架的时候很多，但议员们对自己的那点特权，没人有动力取消。走得国家多了，发现“节省”的政府其实是少数。

说这些的目的是，有两点：

1．中国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三公支出的问题。就算三公支出缩减到0，官员还是有饭吃，有车坐，有国出。你不从预算里面走，那就从预算外走，不从预算外走，就从旁门左道走。有点悖论的是：缓解问题的办法也许是应该增加预算内的三公支出，这样至少有案可查，不然最后连数都没有。不过，这都是末节。中国应该问的问题是：政府的边界在哪里？权力的边界在哪里？不回答这些大问题，盯着三公实在意义不大。

2．清廉的政府和节约的政府是两个不同的事情。清廉的政府未必节约，节约的政府也未必清廉。道光皇帝当年穿补钉衣服，挺节约，底下的官员跟着一起“节约”，这样就让清政府变得清廉了吗？很多国家政府可以很清廉，但是这个国家公务员的工资可以非常高，政府支出也可以非常大，很难谈上节约。政府，总是有倾向多花钱，而且把钱花在自己头上的，这和政府清廉与否不完全有关系。这在我看来不是一个两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至少在我走过的国家中，不少都有这个问题。如果让我在清廉和节约中间选一个，我会选清廉。

好了，想着动车的事情就觉着很窝心，看铁道部怎么把话说圆吧。雷劈多了，是不是也说明问题啊：这不就是遭天谴吗？

三公支出

kai — Sun, 24 Jul 2011 01:19:02 +0000

美国在吵来吵去关于如何消减支出，国内则在风风火火公布“三公”支出。于是，我就很好奇，美国的三公支出是个什么水平？

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经财政部汇总，2010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的“三公”经费支出合计94.7亿元”。

美国和中国中央政府对应的是美国的联邦政府。我没有太多时间去读美国的联邦预算，不过我在US News的网站上找到了下面这样一个消减支出的方案，里面恰恰提到了要消减差旅支出和公车支出，而且有数据（红字部分）。

具体的说就是，将“差旅支出减半，一年节省75亿美元”，“公车支出减少20％，一年节省6亿美元”。因此，换算一下，美国联邦政府一年的差旅支出是150亿美元，公车支出是30亿美元。当然美国的差旅支出和中国的公务出国支出，口径并不一样，因此不直接可比。我没有找到美国的公务接待支出，这样的支出肯定存在，只是大小无法知道。

美国2010年的联邦支出大约是3.5万亿美元，差旅支出的比例是 0.4%，公车支出的比例是0.085%，两个加在一起，不到0.5%。中国2010年的中央财政支出是4.8万亿人民币，三公支出的比例是0.2%。

我说一句：如果真的关心政府怎么花钱，三公支出其实不是最值得关注的。中国的财政，还有美国的财政，都有比三公支出重要的多得多的问题。我再说一句：从公布的数据看，很多部委的大头是出国费用。我个人的感觉是，中央政府大部分出国都是有正事的，毕竟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交流和场合都需要中国出席，双边多边的磋商谈判访问多如牛毛。但是到省级政府出国，旅游的成分就很大了。到市级或者县级政府官员出国，很多时候，最客气的也只能能说那些人是旅游途中顺便办点公事。所以，如果真要关心出国的费用，地方政府的费用应该更有看头。公车和接待费用恐怕也是。

Additional Program Eliminations/Spending Reforms

Corporation for Public Broadcasting Subsidy. $445 million annual savings.

Save America’s Treasures Program. $25 million annual savings.

International Fund for Ireland. $17 million annual savings.

Legal Services Corporation. $420 million annual savings.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167.5 million annual savings.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167.5 million annual savings.

Hope VI Program. $250 million annual savings.

Amtrak Subsidies. $1.565 billion annual savings.

Eliminate duplicative education programs. H.R. 2274 (in last Congress), authored by Rep. McKeon, eliminates 68 at a savings of $1.3 billion annually.

U.S. Trade Development Agency. $55 million annual savings.

Woodrow Wilson Center Subsidy. $20 million annual savings.

Cut in half funding for congressional printing and binding. $47 million annual savings.

John C. Stennis Center Subsidy. $430,000 annual savings.

Community Development Fund. $4.5 billion annual savings.

Heritage Area Grants and Statutory Aid. $24 million annual savings.

Cut Federal Travel Budget in Half. $7.5 billion annual savings.

Trim Federal Vehicle Budget by 20%. $600 million annual savings.

Essential Air Service. $150 million annual savings.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ogram. $70 million annual savings.

Manufacturing Extension Partnership (MEP) Program. $125 million annual savings.

Department of Energy Grants to States for Weatherization. $530 million annual savings.

Beach Replenishment. $95 million annual savings.

New Starts Transit. $2 billion annual savings.

Exchange Programs for Alaska, Natives Native Hawaiians, and Their Historical Trading Partners in Massachusetts. $9 million annual savings.

Intercity and High Speed Rail Grants. $2.5 billion annual savings.

Title X Family Planning. $318 million annual savings.

Appalachian Regional Commission. $76 million annual savings.

Economic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293 million annual savings.

Programs under the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s Act. $1.15 billion annual savings.

Applied Research at Department of Energy. $1.27 billion annual savings.

FreedomCAR and Fuel Partnership. $200 million annual savings.

Energy Star Program. $52 million annual savings.

Economic Assistance to Egypt. $250 million annually.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39 billion annual savings.

General Assistance to District of Columbia. $210 million annual savings.

Subsidy for Washington Metropolitan Area Transit Authority. $150 million annual savings.

Presidential Campaign Fund. $775 million savings over ten years.

No funding for federal office space acquisition. $864 million annual savings.

End prohibitions on competitive sourcing of government services.

Repeal the Davis-Bacon Act. More than $1 billion annually.

IRS Direct Deposit: Require the IRS to deposit fees for some services it offers (such as processing payment plans for taxpayers) to the Treasury, instead of allowing it to remain as part of its budget. $1.8 billion savings over ten years.

Require collection of unpaid taxes by federal employees. $1 billion total savings.

Prohibit taxpayer funded union activities by federal employees. $1.2 billion savings over ten years.

Sell excess federal properties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make use of. $15 billion total savings.

Eliminate death gratuity for Members of Congress.

Eliminate Mohair Subsidies. $1 million annual savings.

Eliminate taxpayer subsidi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12.5 million annual savings.

Eliminate Market Access Program. $200 million annual savings.

USDA Sugar Program. $14 million annual savings.

Subsidy to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93 million annual savings.

Eliminate the National Organic Certification Cost-Share Program. $56.2 million annual savings.

Eliminate fund for Obamacare administrative costs. $900 million savings.

Ready to Learn TV Program. $27 million savings.

HUD Ph.D. Program.

Deficit Reduction Check-Off Act.

TOTAL SAVINGS: $2.5 Trillion over Ten Years

地方债务背后的制度问题

kai — Wed, 13 Jul 2011 00:51:35 +0000

修改版发于上周的《中国新闻周刊》

6月底，国家审计署公布《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这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关于地方债务的报告。根据这份报告，截止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为10.7万亿元。

10.7万亿不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数字。在这之前的一些估算就表明，地方债务会在10万亿上下。10.7万亿当然更不是一个小数字，这超过了中央政府的直接债务，高于2010年全国GDP的25％，达到全国银行贷款余额的20％，相对于地方政府的直接财政收入，也就是不考虑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部分，则会是好几倍。

不少人看到这么大的债务规模，很自然的非常担心。一些是从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的角度。整体的数字已然不低，这中间还掩盖了一些地方政府很可能已经借了过度债务的现实。因此在未来几年，即便不出现全局性的偿债困难，一些地方政府面临严重的问题不会是一件让人惊讶的事情。另一些是从金融安全的角度。地方债务很多是从银行借的，如果这部分债务变成坏债，会对我们的银行体系造成很负面的影响。如果再加上房地产价格大幅下挫，一些机构，比如说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就认为这会大大增加中国在未来几年发生银行危机的风险。

笔者也很担心地方债务问题，但不是因为上面说到的这些原因。在说自己的原因之前，让我先说为什么上面这些原因并不足以让我感到非常担心。这里面有三个关键词：高增长，低利率和好资产。中国的高增长和低利率意味着，经济和财政收入会以高于债务很多的速度增长。因此，任何存量或者说静态的债务，即便此时看起来很严重，几年之后就会显得不那么严重。更何况，地方政府手里还有很多的资产，这里要从地方债务对应的基础设施算起。没错，过去两年的大干快上，一定有很多的浪费，不少项目肯定无法产生足够的现金流，很多项目恐怕缺少足够的科学认证。但在看到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还远没有到基础设施过剩的地步。换句话说，地方政府借下的这些债务所进行的投资，不是都去打水漂了，这些项目今后产生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回报，是不可以忽略的。除去这些项目本身，地方政府还有很多其它资产，比如说土地和国有资产，这些资产的总量没有精确估算，但应该也很庞大。因此，在全国的层面，更可能发生的情形还是地方政府的这些存量债务能够在未来5－10年被消化。一些地方政府真的出现债务问题，也可以通过出售资产来偿债。大规模的出现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可能性看起来很小。

地方债务真正让人担心的，是债务背后的制度性的东西：地方财政高度不透明，预算外资金庞大，政企不分，银行仍然没有真正的商业化。

在法律上，中国的地方政府是不能有赤字的。因此，地方政府积累债务这件事情，在法律上其实是不应该出现的。不过，它还是发生了，而且数额巨大。这些所以能发生，需要很多个环节一起出问题。首先就是政府的预算。如果政府的预算真正包含了政府的全部财政收支，那赤字和债务就不可能在这么大尺度上发生。但实际情况是，政府的财政行为只有一部分是运算内的，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预算外的，更有很多是通过企业完成的，而不显示为政府的运作。这使得地方政府不能有赤字的规定形同虚设，而且发生赤字和债务的行为，因为不在预算上，因此也很难监督。其次，政府自己是不能找银行贷款的，因此，政府只能通过企业变相的找银行贷款。如果政府和企业之间能有很好的防火墙，政企是彻底分离的，那政府过度借债这件事情也不会发生。可问题是，中国不仅没有做到政企分离，很多企业干脆就是政府办的。最后，如果银行在放贷的时候能够审慎一些，那也不会发生地方政府借过头债的问题。可是，中国的银行，特别是地方上的中小银行，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地方政府的钱袋子。这些银行的大股东很可能就是地方政府，在给政府项目贷款的时候，这些银行的风险控制几乎形同虚设。

上面的这些问题的共同结果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完全不是静态的，而是会有持续增加的可能性，这才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关键。现在可以整顿地方债务，收紧银根，但是一旦进入下一个放松周期，地方债务有可能又会卷土重来。因此，不解决地方债务背后的制度性问题，地方债务将始终是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始终会用非常不透明的方式存在。谁能保证经历几个周期之后，我们还能说地方政府的债务不是一个大问题？

正是因为这些，在应对地方债务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能只看静态的债务。静态的债务再大也是有限的，而如果债务形成背后的制度性因素得不到纠正，那债务危机的到来，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赎回）债务和（打击）毒品

kai — Sun, 10 Jul 2011 21:56:16 +0000

下午，瞟了一眼Discovery频道，10分钟吧，看的是一个德克萨斯打击毒品片子的结尾部分。我看到的情节是：德州的警察从美墨边境的一条河里打捞起了几辆毒贩故意沉到河底的车辆，从这些车辆里发现了几千磅的大麻。然后，字幕就出来了，片子里的解说收尾道：这些毒品如果流到市面上，将会值两百多万美元，德州警察获得了一个胜利，让毒贩遭受重大损失，这阻止了关键的资源流向毒贩，不然他们将会利用这些资源继续扩张……

无意抬杠，我不得不说：缴获毒品导致毒贩遭受重大损失，未必总是一定成立的。

有这种奇怪念头源自上周五我跟人的一番关于债务赎回的讨论。这里有一个事实：希腊长期国债的市面价目前大约只有面值的50％－60％。因此，有些人想了一个不算新的主意：如果用市面价格把希腊的债务赎回，那只要花50－60％的钱就能把希腊欠下的债还清，这样就不用什么债务重组了。我跟人讨论的问题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好主意？我们讨论的细节就不说了，熟悉债务文献的人应该都知道，在理论上，这很有可能是一个馊主意，原因很简单：你一旦开始赎回债务，市面的价格就不会停留在50－60%，这个价格会上涨，因此债务会越买越贵。最后你可能花的不是面值50－60％，而是基本上用面值赎回。觉得赎回债务能够降低债务负担的想法，忽略了价格对数量的反应。在实践中，债务赎回有很失败的，也有相对成功的（比如说前两年冰岛做的）。

觉得缴获毒品一定对毒贩造成收入上重创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也有和上面赎回债务能够减轻债务负担的想法一样的问题。这里面的一个关键假设是，市面上的毒品减少了，毒品的价格不会相应的上升。因此，缴获了毒品，就会减少毒贩的收入。缺少对毒品贸易的任何知识，我实在不知道毒品的价格是怎么形成的。但如果从瘾君子的角度说，瘾来了，那恐怕是再贵也要去买毒品的（当然，片子里缴获的是大麻。据说，大麻是不太会上瘾的）。如果市面上的毒品少了，完全存在毒贩在短期收入上升的可能性。因此，缴获了毒品和毒贩收入下降，至少在理论上，未必总是成立的。

好了，纯粹是一些胡思乱想。不过，市场确实是个挺神奇的东西。只要它存在，你希望人为的逆转市场，恐怕都会遭受市场的反抗，无论这个市场合法还是不合法。赎回债务如此，打击毒品说不定也是如此。

一个案子和一个体系

kai — Wed, 06 Jul 2011 18:08:19 +0000

我到美国一年后，有人送了我一个电视机。我就把电视机放在宿舍里，没事就开着听新闻。那个时候，日复一日，日复一日，每天新闻里都是在报道一个关于Scott Peterson人的案子。这对于看惯了中国《新闻联播》的人而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冲击－新闻里可以一个星期都没有总统的消息，但是对Scott Peterson的案子几乎是每个小时都有更新。

Scott Peterson的案情，按照我的记忆是这样的：他杀了他怀孕的妻子，然后抛尸海里，再向警方慌报妻子失踪。后来，经过一年左右的审判，判决是一级谋杀，死刑。

最近，美国又有了一个类似的案子。类似的意思是媒体的关注程度，就是昨天宣判的Cathy Anthony案。

Cathy Anthony案的大致已知事实是这样的（根据我用耳朵在过去两天从新闻里听来的，整个六月我基本上都不在美国，因此可能错过了不少重要信息）：

1． Cathy Anthony两岁的女儿Caylee死了。高度腐烂的尸体是在死后的几个月才在一个沼泽地里被发现。因此，死因无法被精确确定。

2． Cathy Anthony是在女儿“失踪”后一个月才向警方报警，说女儿“失踪”了。其间，她还光顾过夜店狂欢。

3． Cathy Anthony应该是全案唯一的嫌疑人。她的辩护律师也没有否认，她的女儿死时Cathy Anthony知情并在场。（辨方最后版本的故事是小女孩意外的溺亡于游泳池，Cathy Anthony非常愚蠢的试图掩盖这一事实，尽管这一故事是真是假无从可知）。

4． Cathy Anthony在被列为嫌疑人后的调查中，曾反复撒慌，很多事实事后被证明完全为捏造。

5．有一定的证据显示，Cathy Anthony曾在电脑上搜索过一些和杀人相关的词汇。

6．在整个审判的过程中，Cathy Anthony本人没有发言为自己辩护。

让这个案件引起如此之多关注的原因是，整个审判几乎都是在电视上直播的，而且美国媒体和很多民众在宣判前都一致同意，这是一个铁案，就是Cathy Anthony杀了自己的女儿。问题关键是究竟她的罪有多重，究竟是可以判死刑的一级谋杀，还是更轻一点的罪。因为在媒体和很多公众看来，没有除了Cathy Anthony杀了自己的女儿这件事情以外的情形，能够解释上述的事实，特别是女儿“失踪”后一个月才报警，和女儿“失踪”后母亲还能去夜店狂欢这件事情。再加上反复撒慌，使得Cathy Anthony怎么看怎么像一个罪人。

但昨日的审判是让绝大多数人大跌眼镜的，陪审团最后认定，对Cathy Anthony三项谋杀指控均不成立，理由几乎一定是：检方没有能够，在排除合理性怀疑后，证明三项谋杀指控是成立的。

很多人觉得这个判决很可笑，放走了一个杀死自己女儿的人。不少人非常激烈的在用各种方式抗议。但不少人也认为，这就是美国的刑事司法体系的胜利：Cathy Anthony不用证明自己是无罪的，她始终是被推定为无罪的，除非检方能够在排除合理性怀疑的基础上，证明她是有罪的。而陪审团很可能是认为，检方在缺乏关键证据的情况下（死因，动机），没有能够排除合理性怀疑，因此认定Cathy Anthony有罪的基础不存在。

我不想对Cathy Anthony的案子做过多评价，只是这个案子让我想起了中国很多的案子。

中国近年来也有很多很受关注的案子，比如说前段时间的药案。案子暴出来之后，疑犯很快就被网民在网上认定为有罪，有时候直接判了死刑。如果有人出来为疑犯辩护，即便这样的辩护是任何一个人应有的权利，而且中国的法律在纸面也要求“排除合理性怀疑”，也讲“无罪推定”，因此辩护不仅是权利，更是必须的，否则“排除合理性怀疑”和“无罪推定”都是摆设，这些辩护的人会被群起而攻之。客气一点的只是就辩护本身的合理性，但更多的很快就变为人身攻击。而最后法庭宣判的结果，很少有违背“民意”的时候。换句话说，如果Cathy Anthony在中国，她死定了，而且不会等到事发3年多以后才宣判，事发3个月后就会被立即执行。

我知道不少人会这么说：在中国的整个法律体系缺乏公信力和透明度的前提下，讲究“排除合理性怀疑”和“无罪推定”就是给坏人，特别是有背景，爸爸是李刚的坏人机会，让这些人可以钻空子逍遥法外。给这些人辩护，就是助纣为虐。

上面这种看法尽管是有道理的，但问题是，我们必须回到“无罪推定”和“排除合理性怀疑”的出发点上来。我不是学法律，因此可能说外行话。但是“无罪推定”和“排除合理性怀疑”除了是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和“宁可放过一千但不可错杀一个”之间选择了后者，但更重要的是它恰恰是一个保护弱势个体的设计。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无罪推定”和“排除合理性怀疑”，那个人在极度强大的国家机器之前，几乎是没有可能通过法律保护自己的。中国有古话“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特别是国家机器希望加罪于个体，“无罪推定”和“排除合理性怀疑”恰恰是对“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一种有效抵御。

网民或者人民陪审团的参与，并不改变，如果没有“无罪推定”和“排除合理性怀疑”，个体的权益极有可能会被践踏的可能性。这里唯一的不同是，由被国家机器践踏，变为了被“多数人”践踏。“多数人”一定是正确的吗？经历过文革的中国恐怕很难很有信心的给一个肯定的答案吧。多数人践踏就比国家机器践踏更合理吗？完全不！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因此，一个体系是否公正，是否能保护弱势人群，比一个具体案子的判决是不是合理更重要。

对BITCOIN的几点想法

kai — Mon, 13 Jun 2011 05:12:15 +0000

有人问我对BITCOIN有什么看法，我还没时间仔细想这个东西，但是粗略的了解了一下之后，有以下初步的想法，总结起来就是：神奇的技术，但优点可能被夸大，缺点可能很致命。

技术的部分我就不评价了，不懂更没资格评价。

BITCOIN的优点中最被强调的就是：这是一个不需要中央银行的P2P的货币体系，因此不会有滥发钞票的风险。

这个提法其实是有问题的。BITCOIN不能算是一个没有人管货币发行量的体系，而只是货币发行量完全由程序控制而已。首先，BITCOIN和纸币一样，而和金银不同，本身是不值任何钱。按照我的理解，BITCOIN的体系里，货币的增发是按照程序里事先设定好的函数增加的。这看起来是一个没有“中央银行”的货币体系，但货币的发行方式其实早就植入在那个无处不在的程序里了（让我想起了电影Matrix）。说到底，在BITCOIN的世界里，货币政策是严格按照事先设定好的程序进行的，而不会有人为的干涉。如果这真是一个好的货币政策，那想要在真实的纸币世界里实现BITCOIN的效果也很简单-把基础货币发行的速度写进宪法，然后央行按照宪法规定的速度发行货币就行了。这个想法其实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就有过，但当代货币经济学对此事的看法是：弗里德曼很可能是错的。

BITCOIN有很多隐含的重大缺陷，至少按照目前的设计：

按照设计，BITCOIN的世界很可能将有持续不断的通货紧缩，原因是货币供应在BITCOIN的世界里将会渐进到一个指定的水平，而一旦使用BITCOIN的人越来越多，进行的交易越来越多，必然意味着通货紧缩。我还想象不出一个使用电子货币的世界里的通货紧缩，和使用纸币的世界里的通货紧缩，能有什么本质不同。（我两年半前写过《通缩猛于虎》一文，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BITCOIN的世界里，目前还不允许金融中介。现在的BITCOIN，似乎仍然处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状态，似乎最基本的借贷都不允许。这也许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完全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比如说，你有了多余的BITCOIN用不掉，你能不能“存”在一个地方获得回报？你的BITCOIN不够，能不能找人“借”钱。如果是完全P2P匿名的借贷，肯定会有风险，这恐怕就需要中介。现实的世界里，中介可以是银行。BITCOIN的世界里，中介是什么？而且一旦交易通过了中介，P2P的虚拟分散的优势就没有了。
BITCOIN的世界里的名义利率是由程序给定的。一旦程序写好了，名义利率的路径也就给定了。但这样一个给定的利率完全丧失了对真实世界中发生的冲击进行反应的能力。该降息的时候没法降，该加息的时候也没法加。
如果为了解决3中的问题，必然意味着要有人或者写好的程序来对现实世界的状况来做出及时的调整。这里，不管是人，还是程序，执行的其实都是中央银行的功能，你可以不叫它中央银行，但干的其实就是中央银行的事情。

不过，这些都是我非常初步的判断，所以很可能是错的。

目测GDP

kai — Sat, 11 Jun 2011 19:30:39 +0000

很长时间没有更新了，因为忙碌，然后又是出差，此刻我仍然还身在一个拉美国家的首都，关在旅馆房间里干活。

我出差已经到过不少国家了。每次准备出差的时候，我一般都会留意一下这个国家的人均GDP。这仍然是我觉得很有用的一个指标—对于出差而言。看人均GDP，你大概就会知道去了那个国家，当地的自来水会不会让你拉肚子，饭店能不能随便进，治安如何，要带现金还是带卡，要不要随身带必须的药品，在当地只会说英文会不会寸步难行等等。这些当然非常粗糙，但是，我个人的经验表明，这样一种粗略的判断，通常不会和实际的情况差得特别远。当然，我也遇到过例外，就是那些暴富起来的国家，通常是出口大宗商品的。从数字上看，这些国家可能已经比较富裕了，但是各方面起始都没跟上，从基础设施，到人的素质等等。

我每到一个国家，还有一个习惯，就是目测这个国家比中国富还是比中国穷，在人均的意义上。

这种目测，必然是粗糙的不能再粗糙的。但是，比如说，我发现（过去也提过），一个很有用的来比较国家相对富裕程度的目测方法，就是看这个国家街道上的司机开车有多野蛮。一般的规律是，越富的国家越文明，越穷的国家越野蛮。这里面具体的原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车的野蛮程度是可以目测的，人均GDP却不可以。因此，每到一个国家，从机场到旅馆的那一路，就能让我有个粗略的比较：路有多好，路边上的房子怎么样，路上跑得车如何，然后就是司机有多文明或者野蛮。

所以，通过目测，我得到的结论是什么？我个人的感觉是，中国和不少人均GDP在8000-10000美元的国家看起来更类似。考虑到中国巨大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同样的问题在这个水平的国家其实也存在，但是可能没有中国严重就是了），因此8000-10000很可能高估了中国的水平，但是我觉得6000-8000应该是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这里面一部分的原因是纯粹的汇率换算因素，或者说官方汇率换算的GDP低估了实际购买力，但也不能排除GDP的统计本身也低估了。

以上这些，非常缺乏基本的科学性，不过，确实是我个人的印象。

一个数字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kai — Tue, 10 May 2011 02:49:49 +0000

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城镇居民人均住房支出111元的数据遭受了广泛的置疑。这个数据的离谱几乎没有什么疑问－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用在房子上的钱才不到4000块，这还包含水电取暖费，实在是太离谱了。

国家统计局的王有捐专门撰文做了解释。我觉得那个解释挺朴实的，说的就是统计局现有的统计口径根本没法反映居民真实住房的支出。

但是，这一个数据的问题，恐怕只是冰山的一角。这里要说的不是中国统计数据质量很差，我想说的是，如果改动这一个数据，中国很多的数据都必须同时进行改动才可以。

首先最容易想到的，也是很多人都提到过的，就是中国通货膨胀的水平。住房支出显然要比统计局公布的要大，因此在CPI中的比重也应该增加。给定最近这段时间房租上涨的很快（你要是觉得房价应该记入CPI也可以，对本文要写的问题而言房租和房价的区别不重要），这意味中国实际的通货膨胀率要高于统计局公布的通胀率。

但事情不止于此。如果住房支出少统计了，那中国的GDP也一定少统计了。如果用支出法考虑，住房支出是支出的一部分，如果这部分支出没有统计完全，GDP肯定低估。如果用收入法考虑，是一样的。一个人的支出一定是另一个人的收入。如果住房支出被低估，那租金收入一定也被低估（包括自住房的隐性租金收入），因此总收入被低估，最后就是GDP被低估。用生产法也是一样的结论，住房“生产”出的服务流并没有被完全统计，因此GDP被低估。

当然，如果GDP被低估，那GDP增速几乎一定也是错的。至于这样的统计缺陷是导致GDP增速高估还是低估，并不清楚。我个人的感觉是会使得GDP增速高估，不过我没有数据支持。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消费一定是被低估了。因为住房支出是消费的一部分，住房支出少统计，那总消费一定低估。这就直接意味着中国在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之间的比重并不像先前想象的那样失调。消费的比例会高一些，而投资和净出口则会略低。

最后就是，中国三个产业的比重一定也是需要调整的。住房支出的低估，意味着住房提供的服务被低估，因此意味着中国第三产业的比重被低估。

请注意，这些数据的高估和低估的修正，并不意味着老百姓的生活就会改善或者变差。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是不依赖于统计数据的(要不然也不会有被增长的说法了)。但是统计数据的准确与否，对于判断一个经济的走势和政策制定则是至关重要的，对经济研究就更是如此了－如果大家研究了半天，都是对着一组错误的数据，那研究出来的东西的可信度就相当值得怀疑。

好吧，最后做个数字游戏吧。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的城镇人口已经有6亿6千5百多万。让我保守的说，每个人的住房支出低估了200块一个月，2400块一年。这样一算，城镇住房支出就少计算了1.6万亿人民币。

2010年，中国的GDP是39.7万亿，居民的消费大约在13万亿－14万亿之间，第三产业的产出是17万亿。1.6万亿是GDP的4％，是居民消费的12％左右。

这意味着，住房支出在居民消费篮子中的比重不应该是现在的接近6％（我用111元倒推的），而是应该达到18％。这同时意味着，如果房租的上涨是10％，那最近总体的CPI就被低估了接近1.2个百分点，不应该是5.4％，而是应该6.6％。如果房租的上涨是20％，那CPI就应该是7.8%，以此类推。

当然，中国居民消费的占GDP的比重也不应该是35％左右，而是更高的39％，虽然这仍然是一个低的离谱的比例。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应该由42.5%上升到约46.5%。

当然，这些都只是例子，只是想说明，这点“低估”的宏观效果，还是极度显著的。

延伸阅读：王二卖粮和外汇储备缩水（旧文）

kai — Sat, 07 May 2011 02:50:03 +0000

延伸阅读，和上一篇放在一起读。这是我去年7月发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上的，我恐怕非常有先见之明的猜到了有人会说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外储缩水这件事情。

王二是个种粮大户。每年夏秋两季，王二家里的粮仓都是远近最满的。除去留下足够的口粮，王二的粮食一直都是卖给公家。早年间，公家收购粮食的价格定得很低，一斤稻才一毛来钱。王二一年卖给公家几万斤的粮食，拿到手不过千把块钱。王二这个里外闻名的种粮好手，这么多年也没靠卖粮就一下子殷实起来。不过王二也是个省吃俭用的人，除了一年拿出四分之一的收入孝敬老爷子，还有拿出将近一半的收入投入到地里，王二自己是能省则省，不会多花一分钱。所以这些年下来，还是攒下了一点钱，存折上大概已经有接近2万5千块。王二心里合计：2万5千块，一毛多一斤稻，那可是20万斤稻的价钱，顶我七八年的收成，不是一笔小数了。

后来有一天，公家也意识到粮食收购价太低，阻碍了种粮人的收入增长，于是宣布粮食收购价提价，由原来的一毛多一斤，一下涨到三毛一斤。新的价钱也不算高，但好歹比原来的价格涨了一倍多。村里的人把这个消息告诉王二，以为王二会很高兴，却发现王二有点愁眉苦脸。别人就问王二：这不是好事吗？怎么反而不高兴了呢？

王二的道理是这样的。王二的存折上有2万5千块，粮价没提之前，这笔钱能买20万斤稻。现在粮价一下翻了一倍多，这笔钱只能买8万多斤稻。王二心想，这么多年的辛苦和省吃俭用积累下的这点积蓄，一夜之间就被公家抹掉了一半还多，这怎么能不让人心里发愁？

王二说的看似不无道理，但这道理似乎又全然扭着，要是顺着王二的思路，那难道不是说粮价定得越低越好？要是粮食价格一分钱一斤，王二可不是要发了。可是哪有种粮的人希望粮价低的道理呢？

村里的人就劝王二：你存折上的钱一分也没少啊。除了粮食，你想买别的东西，从化肥种子到衣服袜子，还不是跟原来一样买？你一个种粮食卖粮食的人，从来都是你卖粮给别人，而不是从别人那里买粮，粮价调高对你当然是好事。从今以后，你一年挣的能顶过去两年还多，干嘛愁眉苦脸的。

王二听了，心里好受了不少，但还是觉得有点疑惑，因为换算成粮食，王二存折上的钱确实就是不值钱了，王二的道理也没错阿。不过，很快王二自己就把这件事情想通了。过去粮价定得是太低了，原本三毛一斤的粮食硬是给公家定在一毛多一斤，每卖一斤粮食给公家，等于王二给公家贴一毛多钱。要是没有这些贴公家的钱，王二的存折上就不应该是2万5千块了，而至少应该是6万块才对。粮价没涨之前，这些贴给公家的钱都是隐性的，至少王二自己没仔细想过这件事情。现在粮价涨到一个更合理的水平了，看起来是王二的存折换算成粮食会缩水，但实际上只是把那2万5千块和6万块的差距变成了显性而已。王二在这些年里，因为粮价定得过低，光在储蓄这一项上，就补贴了公家3万5钱块。这件事情，不管公家调不调粮价都已经发生了，和粮价调不调没有关系。没调粮价之前，王二懵懵懂懂，不明其事。调了粮价之后，这些年的损失才如此明显的显现出来。王二确实应该觉得有点不高兴，但最终还是村里人说的对，对一个卖粮的人而言，粮价上调应该是好事，不是坏事。

人民币汇率相对美元的升值导致用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外汇储备的缩水，与王二卖粮的事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中国现在有2万5千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如果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是6.8人民币/1美元，这些外汇储备合人民币就是17万亿，基本上相当于2009年中国全年GDP的一半。假想一下，并不是说真的会发生，如果人民币升值到4人民币/1美元，那中国的外汇储备折合为人民币就会“缩水”到10万亿，一下“蒸发”掉7万亿。因此，人民币的升值直接对应的就是会计意义上用人民币计价的外汇储备减少。这被一些人当作是反对人民币升值的一个重要理由，甚至被有些人当作是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一个策略，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来赖掉对中国的债务。

问题是，和王二的情形一样，粮价上调不会减少存折上的钱，人民币升值也不会影响中国的外汇储备—升值前是2万5千亿美元，升值后还是2万5千亿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可不是用来换成人民币，人民币是中国自己印的，用不着花外汇储备来换自己能印的东西。中国的外汇储备最终是要用来进口东西的，从原材料，到制成品，到各种技术，人民币升值本身丝毫不会减少中国手上外汇储备对这些东西的购买力。升值前，这些储备能买一万架波音747飞机或者360亿桶原油；升值后，虽然折合人民币变少了，但这些储备还是能买一万架波音747飞机或者360亿桶原油。当然，原油和飞机的美元价格也会发生变化，但这和人民币升值不升值并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

可是，如果真的帐面消失了7万亿人民币的外汇储备，这难道不是损失吗？没错，和王二的情形一样，这些也是损失，但是这些是已经发生过的损失了，只是由隐性变为显性而已。如果人民币真的被低估了，如果人民银行积累大量外汇储备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人民币的汇率低估，那这些“损失”就是过去这些年中国补贴国外消费者的一个度量。不少到过美国的朋友都有感觉，一样中国制造，一样的质量和品牌，美国的中国货比在中国的还便宜。这种价格差异背后的原因很多（比如说税收，配送网络的效率等等），但中国对出口以致于最终对国外消费者的补贴，恐怕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人民币不升值，这些补贴都是隐性的，一升值这些补贴就直接显示为人民银行的帐面损失。至于人民银行最终怎么消化这些由于汇率升值引起的帐面损失，则就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笔者前段时间在这个栏目写的“人民币汇率制度背后的金融压抑”一文）。

总之，对人民币升值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很多正常合理的担心，非常自然也十分必要。但升值引发外汇储备缩水这件事情，不能算是一个理由。

不要只看赚不赚钱

kai — Sat, 07 May 2011 02:41:47 +0000

我去过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通胀率高得有点吓人。跟当地中央银行的人聊天，问他们为什么不收紧货币。回答是：我们受不了收紧货币的成本。你可能会好奇，央行一个印钱的地方，怎么可能会担心亏钱。但一个事实是，货币政策是有成本的，当然也有利润。就拿这个国家为例，因为有两位数的通胀率，因此，如果央行希望收紧货币，就得以两位数的利率去市场发行央票回收流动性。支付两位数的利率，央行可不是要花血本？

其实，这完全不是一个特例，美联储也面临一模一样的问题。拿美联储正在进行，但快要结束的数量宽松为例。数量宽松的目的是拉低长期利率，具体操作起来就是美联储在市场上用高价买债券（债券价格越高，对应的利率就越低）。但总有一天，美联储是要开始加息的。一旦加息周期开始，债券的价格就会下跌，美联储手上持有的债券立刻就会贬值，美联储就会遭受损失。

事实上，这件事情可以被一般化。央行在收紧货币的时候一般是要“亏钱”的，反过来则是，央行在放松货币的时候是要“赚钱”的。央行如果真的是以“赚钱”为目的，那需要做的就是放松货币，制造通胀，然后央行坐收铸币税和通胀税。但是，很显然，央行不应该是以“赚钱”为目的的，而是应该以价格稳定以及其它的目标（例如就业，金融稳定）作为政策指南的。这同时就意味着，央行不能太在乎赚钱或者赔钱。如果央行老是担心赔钱，就会出现我到过的那个国家的情况。

说这么多，是想说，央行赚钱还是赔钱，是其采取什么货币政策的结果。评价央行，你要看的是其采取的货币政策对不对头，而不是央行赚钱还是赔钱了。

中国现在的货币政策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那就是货币政策服务于汇率政策。很多实行浮动汇率的国家，流进一个国家的外汇并不会变成央行的外汇储备，也不会影响货币供应量，因为央行根本就不在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在中国，事情则是，流进中国绝大多数外汇，最后都会变成储备，因为这是央行干预的结果。为什么要干预？不干预汇率就要升值。

我这里不是要评价央行汇率政策是不是合理，只是想说，汇率政策是中国货币政策一个重要部分。央行允许货币升值，相当于收紧货币条件，而央行允许货币贬值，则相当于放松货币条件。因此，中国的央行面临其它央行一摸一样的问题：收紧货币的时候会有“损失”，放松货币的时候会“赚钱”。这件事情当然不难理解：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都是用人民币计价的。人民币升值，外汇储备作为人民银行的资产，转换成人民币的时候就会缩水；人民币贬值，外汇储备作为人民银行的资产，转换成人民币的时候就会增值。前者，会使得人民银行亏钱，后者会导致人民银行赚钱。

但是，这样因为人民币升值或者贬值导致的亏钱和赚钱，是央行汇率政策的一个结果。评价这件事情，不能把目光放在央行的外汇储备是不是因为人民币升值或者贬值而缩水或者增值了，而是应该看央行的汇率政策本身是不是合理。当然，你可以把储备管的很好，然后产生较好的回报率，但这个回报率最后还是用外汇计价的。人民币升值，导致储备转换成人民币缩水这件事情，仍然还是会发生。因此，需要把外汇储备用外汇计价的回报率和外汇储备因为人民币汇率变化而发生的增值和缩水分开看。前者是一个投资回报的问题，后者则是一个汇率政策的问题。

关心一个央行是赚钱还是赔钱是一件挺危险的事情。特别是，如果央行自己开始关心这件事情。因为，历史证明央行赚钱的时候多半都是老百姓遭殃的时候。很多政府收不上来税，没有财政收入，就是靠央行“创收”的那点钱过日子的。还是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央行自身的政策合理不合理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