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报纸引发的事件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开始收到《中国日报》。这件事情本身就让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我大概是属于那种最不需要通过中国的英文报纸来了解中国的人。我要不然看中国的中文报道,我要不然看国外的英文报道。

不管如何,我开始收到《中国日报》。前两天,我拿起了报纸,报纸头版的两条最重要新闻:1.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重申炸药奖得主是一个罪犯;2.国务委员戴秉国和金正日同志亲切会见。全部头版只有一张彩色照片,就是戴秉国和金正日微笑握手。

敬爱领袖金正日的形象始终印在我的脑子里,所以,这个周末,我就鬼使神差的看了一部《国家地理》2006年的旧纪录片《Inside North Korea》(如果你能访问Youtube,这里是链接http://www.youtube.com/watch?v=mxLBywKrTf4 )。这部片子的制作者Lisa Ling的妹妹Laura Ling,就是去年被克林顿从北朝鲜营救出来的两位记者之一。

Lisa Ling所以能进入北朝鲜拍摄,是因为她跟随着一位尼泊尔医生,这位医生要去北朝鲜给那里的白内障病人动手术,目标是在10天之内给1000个人做手术,帮助他们恢复光明。Lisa Ling的借口就是要纪录这个过程,而北朝鲜官方同意了。整部片子,有一些偷偷拍下来的镜头。我觉得那不是这部片子最好看的部分,最好看的部分,恰恰是北朝鲜官方允许拍摄的镜头。

场景一:Lisa Ling去一个要做白内障手术病人的家里参观。她问了那个因为白内障已经看不到东西的老奶奶,如果重见光明,最希望看见什么。老奶奶的回答是:我最希望看到伟大领袖金正日将军。然后老奶奶越说越激动,开始流泪。后来,屋里陪同的那些官员也开始流泪。一个女官员,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没有金正日将军,我们早就死了。

场景二:那位尼泊尔医生确实在10天给1000多个病人做了手术(这让你不得不问,这么简单的手术,为什么竟然要等一位尼泊尔医生来做)。后来所有的病人被集中在一个大礼堂里,等待揭开眼睛上的纱布,验证手术的效果。当一个中年女性的纱布被揭开之后,在确认她已经可以看见东西之后,她和她的丈夫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走到礼堂中央悬挂的金日成和金正日像面前,感谢领袖让她重见光明,鞠躬,高呼万岁。然后整个礼堂里的人,大部分都还蒙着纱布,热烈鼓掌,然后一起高呼万岁。当然,这只是开始。事情过程是,每个人在揭开纱布之后,都是走到画像面前,或是鞠躬,或是跪下,感激领袖的关怀,然后高呼万岁。一个老年男子,说要杀光所有美国鬼子。一个中年妇女说,我会加倍努力在盐矿工作。

这些都是北朝鲜官方允许拍摄的部分。怎么解读,那就是观众自己的事情了。

不只是货币战

这篇已经写了好几个星期了,相信应该已经发在了《瞭望东方》。这是我关于货币战的第二篇,乘着美国宣布数量宽松2出台的时机发在这里。

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年会不同寻常的一点是,一个关键词笼罩了整个的会议的全程:货币战。最先提出“货币战”的人是巴西的财长。巴西人就在抱怨:他们才是货币战的受害者。

此言何出?巴西的情况,是目前很多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状况中很典型的:大量的资本流入,引发汇率升值,国内的通胀压力增加和资产价格上涨,这些事情的结果是升值使得巴西在国际贸易上开始丧失竞争力,而可能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给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带来极大挑战。更为关键的是,如果当前的资本流入在未来某个时点变成资本外逃,其伴随的泡沫破裂和经济停滞,可能给巴西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而巴西人觉得,他们遇到这样的境地正是拜“货币战”所赐。

“货币战”的一方是美国,为了刺激持续疲软的美国经济,美联储执行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将联邦基准利率降到零附近后,美联储又开始执行非常规的“数量宽松”,也就是直接印票子。可问题是,美联储创造的货币似乎并没有流向美国经济,而是流向了别的国家。“货币战”的另一方是从日本,到韩国,最后到中国的一系列亚洲国家。这些国家各自的情形相当不同,但他们面临的症状都是一样的:就是面临资本流入和升值压力。日本已经开始采取措施汇率升值的幅度;韩国则在控制汇率升值幅度的同时,开始引入了一些新的资本管制措施,试图减少资本流入;而中国则在继续限制资本流入的同时,也在非常有节制的控制汇率升值的速度。

一方是美国的资本要流出,汇率要贬值。另一方是亚洲不让资本流入,汇率不让升值。最后夹在中间首当其冲的就是巴西――这一有着相当开放的资本项和灵活汇率,且有着耀眼经济潜力的新兴市场大国。至少从巴西人的角度看来,那些原本应该流向亚洲的资本,现在都流到了巴西。而亚洲货币的相对不升值,使得巴西的升值变得格外痛苦,因为巴西出口的竞争对手恰恰是这些亚洲国家。

我们当然可以把讨论集中于哪个国家是真正的始作俑者。有些人会说是美国,有些人会说是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有些人会各打五十大板。可问题真正的关键是,全球经济在危机之后增长乏力,各个国家都在面临一个简单和一个困难的选择。简单的选择是在有限的全球经济中获取更大的份额从而保持自己的增长;而困难的选择则是真正修理全球经济中阻碍增长部分,从而使得全球经济重新走上正轨,本国也在这个过程中受益。

从过去到现在,各个国家似乎都更倾向于做简单的选择。从上世纪30年代的贸易战,到现在重新提起的货币战,都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思路。货币战,对美国和亚洲而言,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要保护本国的出口和就业,而不去管本国的政策是否会对别的国家的出口和就业造成负面影响。可是,只要是“战争”,就只有输家没有赢家。现在,这个输家还只是坐在一边的巴西。但如果“战争”真的升级,输家恐怕就是全球经济了。

而真正困难的选择是,中美两国必须意识到,中国靠投资和出口,美国靠借债和消费,都不是可长期持续的增长模式。但要改变这些,绝对不是印点票子或者动动汇率就可以完成的。这必然意味着可能是痛苦的结构调整。对中国而言,结构转型必然意味着资源从出口行业向面向国内市场的行业转移,这中间一定会伴随着企业倒闭和人员失业;而对美国而言,多工作少消费少借债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多工作意味着美国人的退休时间可能必须延长,少消费少借债意味着各种福利,特别是医疗支出,必须裁减。这些改革在两个国家都存在巨大的政治阻力,因为这意味着改变人们习惯的增长和生活模式。可是如果不改变人们的习惯,谈何经济转型呢?

货币战,只是全球经济结构不平衡的一个体现。如果不去严肃面对深层的结构性问题,最后所有国家都只会在这场注定没有赢家的“战争”中互相伤害,还有殃及一些无辜的池鱼。

登机和其它

今年年初,我从伦敦希斯罗机场坐英航的航班飞北京。我是属于那种可以优先登机的旅客,至少我的票上是这么写的。到了登机口,这种优先登机的权利,很快就被抢着要登机的人给打破了。我并没有抱着孩子,或者身患重病,或者行动不便,我只是恰巧有一张很好的机票,因此这样的权利不享受也无所谓,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只是那个场合稍微有点让人尴尬的是:插队的全是我的同胞。请相信我,这不是我第一次遇上这种事情。

我不觉得这是一种单纯的素质问题,我觉得这更包含着一种生存本能:什么东西都得抢,都要争,不争不抢就没了。我有我自己的宏大叙事:长期的短缺,巨大的竞争压力,缺乏对产权的保护,缺少真正的法制以及政策的频繁变化,让中国人不得不变得非常机会主义—在中国往往发达的是不按规矩走,抓到漏洞就钻的人。在这里面,你不得不看到的是政府的缺失—保护产权,维护法制以及保证政策的稳定透明,是一个好的政府很基本的职责。事实上,如果再看远一点,政府正是造成中国社会现状的原因之一。不需要太多的想像力,就不难把中国社会的现状,和从过去到现在政府的作为联系在一起。

因此,如果我想的是对的,我应该替那些插队的同胞告诉那些目瞪口呆的英国人:你们不要怪我们这些插队的人,你们要怪就应该怪中国政府,要怪就怪中国的社会环境。

当然,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对的,事实上,我是不是对的完全不重要。我想说的是:即便你可以为自己的行为找到理由,这也并不能改变你行为的性质。插队就是插队,即便你有宏大叙事来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插队,插队本身就是一个没素质的行为。

不要把自己的不理性,没素质,无逻辑,不讲道理,胡搅蛮缠,抬杠都宏大叙事了,以为那样就名正言顺。有一天,宏大叙事会消失,而你还是你自己,杯具的也是你自己 。

不太方便的不失语

这几日,美国有个不冷不热的消息:美国的经济衰退已于2009年6月结束。

这是美国的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上周宣布的。NBER名字听起来像一个政府机构,但实际上是一个标准的民间非盈利机构。由于历史原因,美国的经济周期不是由政府部门来确定日期的,而是由NBER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确定并公布。

确定经济周期的日子,本是一件完全技术性的事情。只是此时此刻公布这件事情,似乎十分尴尬。首先是尽管经济在技术上已经走出衰退了,但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前景也并不明朗;然后,这种一年多以后才宣布衰退结束的做法,对关注宏观波动的专业人士当然仍然重要,但对普通老百姓没有太多意义。本身,NBER做的事情就是在精确的记录历史,而不是在反映当下的事情。直到今天,如果有人想知道1981年的衰退何时结束,绝大多数人都会去NBER的网站查询。

我在想,如果这些NBER的专家在中国,在同样的情形下,会遇到什么样的待遇?

我猜测他们大概会被吐沫淹死吧?

他们大概会被骂成代言,骂成不关心老百姓死活,骂成粉饰太平,骂成屁股指挥脑袋,骂成不学无术?

然后大概就会有人出来哭民不聊生了吧?哭他或者他朋友或者他朋友的朋友有多惨了吧?哭自己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付房租,还车贷,还信用卡帐单,付手机费,送儿子上学,然后每周只下7顿馆子,最后没钱赡养父母了吧?

再然后就要有人出来置疑数据了吧?通过他,他朋友和他朋友的朋友的观察,得出数据定然有错,或者统计局定然造假了吧?

然后就要出现新名词“被复苏”了吧?

然后就会有人认定方法是错的,不反映实际,所以要求以后在确定经济衰退是否结束的时候,必须考虑进失业率,考虑进工资,还要考虑房价,菜价,绿豆,大蒜各种价钱了吧?

NBER的专家也许想出来解释一下。这一解释不要紧,然后立刻就有人要反驳,说复苏不复苏关我屁事了吧?说草泥马GD屁了吧?说两人一起吃屎增加GD屁的笑话了吧?谈收入分配差距,谈贪污腐败了吧?

要是NBER的专家还想再解释,大概就有人号召出来“人肉他全家了吧”?就有人到人肉出来的地址喷屎撒尿了吧?就有人把专家过去几十年写的东西翻一遍,掐头去尾选出十数句,变成“某某语录”了吧?

好吧,因为我设想的前提并不成立,因此后面的推论也都自然是错的。也就是说:NBER不在中国,中国的网民还是很讲道理的。

咱们工人有力量

 这周的Economist的封面,有点意思。

红色警报

今天,华盛顿地区空气质量红色警报。站在阳台上,拍了一张华盛顿“重度污染”“有害于一般人群健康”空气质量的样子,政府鼓励大家不要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

下面还有一幅图是北京2009年6月18日,空气质量“轻度污染”,来源为:Twittering Bad Air Particles in Beijing

汉堡包

昨晚和谷主开车去家旁边的一家面馆吃面,到了停车场,发现停车场里听了一长串车在那里等车位。我和谷主来这家店来过几次,从来没有碰到过没有车位的情况,觉得很是奇怪。我异常的后悔,应该走路过来就好了。在十几分钟之后,我们终于等到了车位。下了车才发现一家汉堡包店门口排着长队,我刚想很不厚道的嘲笑一下美国人对牛肉肉夹馍的迷恋,这才发现,原来这就是Ray’s Hell Burger (雷氏地狱汉堡)。几天前,奥巴马就在这家汉堡店招待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吃的汉堡包,在这之前,奥巴马和副总统拜登也到这里来吃过一次午饭。一个汉堡店,总统来一次不算什么,连续来两次,怕是有点意思。我和谷主怕排队,还是决定去吃面。 

今天中午,我和谷主约了一位纽约州立大学的老师一起吃午饭。我问那位老师有没有想吃的东西,对方说没什么想法,听我的。我灵机一动,就说:带你去奥巴马去过的那家汉堡店吃汉堡吧,我昨天不小心发现的。对方没有意见。 

后来,我们就排队了,那个店的门脸很小,里面就是十来张能做2-4个人不等的桌子。站着排队的人,比坐着吃饭的人还多。然后,就轮到我点汉堡了。那里基本只有汉堡,你要告诉点餐的就是想要什么肉,做几成熟,加什么奶酪和其他辅料,要不要薯条洋葱圈之类的辅菜。我问点餐的人记不记得奥巴马前两天来的时候吃的是什么,我照例来三份。那个人很令人失望的说不知道,不过他说:我记得奥巴马第一次来的时候点的是什么。我说也好,就照那个来三份,另外给谷主要了一小杯草莓奶昔,我和那位老师一人拿了一瓶可乐。全部算下来,加上小费,40美元。那个店,还有点意思,只收现金,不收信用卡。 

后来穿着上书Go to Hell (去地狱吧)黄色T恤的服务生送来了汉堡。汉堡很简单,除去外面的面包,里面一点生菜,一片西红柿,一个很大的牛肉饼(比麦当劳的巨无霸里面的两个牛肉饼加在一起还多),上面是切达奶酪。因为里面的牛肉饼太大,而我们的嘴都不足够大,最后我们三个人都是用刀叉吃完的汉堡包。 

40美元,20分钟,吃完了美国的“御宴”,觉得挺有意思。美国总统用十几块钱的饭招待俄国总统,也挺有意思。下面这张照片是我昨晚用我的黑莓拍的,效果不是很好,但是贵在真实。

四个王二的罢工命运

原文发于本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

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觉得对于最近国内很多地方发生的罢工事件的看法不是太左,就是太右。比较典型的太左的观点就是觉得中国工人工资低是因为资本家剥削,现在终于起来反抗了,大好事一件。比较典型的太右的观点是工人的罢工在破坏合同,组织工会其实目的是要漫天要价,最终反而其实会伤害工人的利益,特别是那些不参与罢工,不加入工会工人的利益。坦率的说,这两种观点我都觉得有点太简单化问题。所以我写了4个故事,2个回应左派的观点,2个回应右派的观点。

故事1和故事3是回应左派的,讲的道理在所有经济学原理课本里都能找到。故事1就是最简单的成本最小化的事情,工资涨了企业就少雇人多用机器,工资涨得(过)多了,就业就会降低。故事3就更简单了,资本是能流动的,你可以要求加工资,但是你不能保证人家不搬走。

故事2和4是回应右派的。故事2的源头是Card,David &Krueger,Alan B,1994. “Minimum Wages and Employment:A Case Study of the Fast-Food Industry in New Jersey and Pennsylvani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 84(4),pages 772-93以及Lawrence F. Katz &Alan B. Krueger,1992. “The effect of the minimum wage on the fast-food industry,”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 . . →Read More:四个王二的罢工命运

中心思想

二十年前,我小学毕业考试。那个时候,考得好未必能进好初中,考得不好必然不能进好初中,所以还是很重要的。

语文考试的作文题我还记得,是一幅画。画里有很明显的爷爷,爸爸和儿子三个人,都坐在一张桌子前,每人手里拿着一本书。爷爷的手里的书上写着三个字:焦裕禄;爸爸手里的书上写着两个字:雷锋;儿子手里的书上写着两个字:赖宁。作文的要求是,根据这幅图,自己命题,写一篇600字的文章。

我有点慌乱,因为我根本不知道焦裕禄是谁。我那个时候很内疚,以为自己就是世界上最蠢的小学毕业生,竟然连焦裕禄是谁都不知道。现在我一点都不内疚了,相反,我觉得我很正常,不正常的是那些出题的人:让一个十岁的小屁孩知道一个60年代的县委书记实在有点太搞笑了吧。(焦裕禄的邮票和电影都是后来才有的,当然,在邮票和电影出来之前,我已经恶补了焦裕禄的事迹,知道了兰考这个地方,知道了什么叫盐碱地,知道了什么叫泡桐树,知道了肝疼得时候拿硬东西顶着有时候能让你不疼)。

当我稍微冷静了一点之后,我想好了自己的策略,我知道焦裕禄肯定是一个爷爷版的雷锋或者赖宁(对了,如果80后,特别是90后不知道谁是赖宁,千万不用觉得没有面子,不知道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所以我着重的写父亲和儿子就行了,然后爷爷一笔带过。我就这么写了,虽然自己觉得不完美,但也没什么大的漏洞。

后来,我的那篇作文得了一个很低的分。根据当时权威的解读,也就是阅卷老师的解读,原因不是因为我不知道焦裕禄是谁,而是我写跑题了,跑题的意思是我写的东西和出题人的意图不符合。我当然是毫无怀疑的接受了这个说法。只是,后来回头看,一个看图说话,还是自己起题目的看图说话,怎么可能存在写跑题的可能性?但是,我们那时接受的教育不是这么说的,我们接受的教育是:所有的课文都有且只有一个中心思想,而且这个中心思想必须是语文老师的教学参考书里的那一个。这件事情的延伸就是,你写作文的中心思想,必须和出题人心里的中心思想吻合,要不然就是跑题。

上高中后,我在跑题的路上越走越远。命题作文怎么写怎么都写不好,不命题的作文很多都能成为被语文老师当着全班朗读的范文。我读课文的本领也越来越差。我们的高中语文课本里还有《红楼梦》里林黛玉进贾府的那一段,对不起,打死了我也读不出来那一段是在批判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生活。事实上,我读完大部分课文之后对课文的理解,和老师最后说出来的中心思想,都格格不入。大多数是时候我觉得作者根本没那个意思,没那么高屋建瓴,没觉得作者动不动就歌颂了,批判了,赞扬了,突出了,揭露了什么。上高中那会儿的乐趣就是读不需要总结中心思想的书:那个时候读李敖,读梁实秋,读金庸,读三毛,读老舍,读鲁迅,读胡适,苏青,张爱玲也读,周作人这样的“叛徒”的书也读,跑到书店里掏这些那个时候还算稀奇古怪的书,武侠书都是到租书的地方租着看,三国水浒西游记什么的就更不用说了,总之读各种我能找到的东西。后来一直很喜欢我写的不命题作文的语文老师送了我一本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我就把余秋雨早期的几本书也读了。那个时候,放学之后的到家等着爹妈饭菜上桌的时间,就是我阅读的时间,缩在沙发上一读能读得不记得时间。我很快就发现解放前的东西读起来舒服,港台的东西读起来舒服,不扭捏造作,不故意在试图营造什么,不讲大道理,解放后国产的东西只有一个我能清楚记得的例外-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这就是我受的教育,我之前之后很多人受的教育,读文章也要上纲上线,是文章必有中心思想,必有很重要的中心思想。

注:本文没有什么中心思想,随便发点感想而已,这两天高考,所以有了点感想。

住房涨价归公?

有人给我转来了茅于轼先生在《新京报》上的文章“买房者不劳而获 住房涨价所得应归公”,文中的要点是:

如何避免买房者能够不劳而获?那就是把住房涨价的所得大部分归公。其实,这就是孙中山所提出的“平均地权”的意思。他的另一条措施就是“节制资本”。孙中山用这两条政策防止资本主义发展中不合理的部分。台湾至今还在实行这两条政策。不让购房者获得不当之财,比征收物业税可能更合理,也更容易实施。

我也注意到了有些人非常不同意茅先生的提议,比如说薛兆丰很有点激动地反驳:

茅于轼先生建议“把住房涨价的所得大部分归公”。那房价跌了公家也给补吗?我为他这种粗暴侵犯私产的建议感到震惊。要实行的话,是否从他的家开始?

贪赃枉法,要抓要锁,只怕政府不力;正当收入,说要再分配,税赋应缴尽缴;买房供楼,说有这规定那规定,逐一照办。这样五关六将,私人购置的房产,茅于轼的建议,道理何在?他家空置的房间是否应该交公?不看的书也交公?我很难不反感。

 

我跟谷主有个共识:凡是受过基本的教育的人,他们经过思考不是随口说出的话,即便最后被证明是错的,多半时候都是有他们的道理和原因的,因此都要严肃对待,否则你就很容易把有价值的东西给遗漏了。更何况这是茅先生说的话。我见过茅先生,读过他的不少东西,他不是一个有反市场,反私产记录的人,相反,几十年来,茅先生的纪录都是支持市场和私产的。

我也在想茅先生的想法有没有道理,他的话粗粗听起来是很刺耳的。如果我没有记错,我大概过去也写过“要是房价上涨要归公,那白菜价格上涨要不要也归公”之类的话,显然,茅老的提议不是第一次出现房价上涨归公的建议,上一次出现这样提议的时候,我大概直接想都没想,就觉得这是离谱的提法了。但这一次,我又重新想了一下这件事情,有了一点不同的看法。

首先我想说,房价上涨(部分)归公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做法。著名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房价上涨也要有部分归公的。让我说的更明确一点,在美国有一种税叫做资本所得税,无论是买卖房屋还是股票,甚至是银行的利息,如果你从中赚钱了,赚得部分是要交税的,税率取决于很多条件,比如说你的收入水平,居住(持有)时间等。不过,和茅先生的提议有所不同的是,单单是房价涨,你是不用交税的,但当你买卖房屋从中获利了,那才是要交税的。诚然,很多经济学家广义上是反对资本所得税的,但绝大多数人反对的原因不是因为这样做反市场或者反私产,而是因为这样会扭曲投资的决策,不利于资本的积累,最终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

因此,如果我们把茅先生的提议想成是一种房产资本收益税(而不是革命式,没有任何规则的充公),且这个税可以对称操作,也就是赚钱的时候要交税,但赔钱的时候也可以减税,这样才更公平一点,那茅先生的提法有没有道理呢?

我能想象很多操作层面的困难,比如说你怎么知道真实交易的价格,装修折旧的部分怎么抵扣,能不能保证所有的房产都被纳入征税范围,那些大中小和没有产权房如何对待,这些都是完全绕不过的很基本且很重要的技术性问题。

但让我们先抛开这些操作层面的东西,仅仅只是从原则上考虑茅先生的提议,我觉得是这是一个可以值得仔细权衡的提议。

如果我们觉得推高房价的因素中有很多纯粹用于投资的成分,如果我们觉得更平均的分配住房资源是一个对整个社会而言更好或者更公正的结果,如果我们觉得靠房产当地主坐地收钱并没有真正为社会带来任何新增价值,注意,我这里用了很多如果,这是因为这里面的每一个前提都未必是一定成立或者合理的,那对房产增值的部分收税为什么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个税对那些真正买房自己居住的人,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因为他们买了房就不会卖房,至少不是以卖掉为目的的,因此这个人群不会需要交这个税。而对于那些完全以投资为目的买房的人,这个税可以直接降低炒房的回报率,因此可能可以抑制炒房的动机。给定土地和房产的供给相对缺乏弹性,收房产增值税,在很大程度上带来的扭曲反而会比其它税更小。

我可能漏想了很多,错过了很多重要的因素,但我觉得茅先生的提议不是像听上去那么不可理喻的,而是有道理的。

注:想加一句,我又看了一遍茅先生说的东西,我心里想的也许完全不是他想要表达的。但我还是想说,多欣赏别人意见中有价值的东西为好,至少是茅老的这篇东西让我想到了上面的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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