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权宜之计

写了几个星期了,发于最近的《瞭望东方》。

欧洲的债务危机会不会全面爆发?全球经济会不会二次探底?中国能否独善其身?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否安全?这些都是最近热门的话题。这些问题当然都很关键,但在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进入整整第三年的今天,全球经济还面对如此之多的挑战这件事情本身,恐怕是更有意义也更重要的问题。

如果简单一下回顾2008年危机以来全球的经济政策,那就是全球各国的政府动用了史无前例的庞大货币和财政刺激和金融稳定措施,来试图对抗私人部门的萎缩和金融体系的崩溃。其结果是,灾难也许被避免了,但很多政府也已经几乎穷尽了自己的弹药–货币政策已经松到不能再松,债务也已经上升到了危险的程度。如果真的有第二波金融经济海啸到来,无论源头是欧洲,美国或者日本,很多政府不能说完全无能为力,但应对政策的空间将会相当有限。就拿处境比起欧美日优越得多的中国来说,如果全球经济再度探底,重复2008年后采取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可行性和可能性都大幅度降低:我们过去几年上马的项目还没有完工,积累的问题还需要时间消化,再来新一轮的刺激,谈何容易?

这里暴露出来的深层次问题是,货币和财政政策,是可以用来应对一般的经济波动的。但,这场危机不是一般的经济波动,而是全球经济结构性问题的集中爆发。“如果道歉有用的话,那还要警察干嘛?”是多年以前台湾电视剧《流星花园》里的道明寺爱说的一句话。在这里,我想稍微借用一下:如果印(收)票子和增加(缩减)赤字就能解决问题,那还担心经济危机干嘛?

各国政府指望用一时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来应对结构性问题,现在看,只能算是一种权宜之计。欧美最终做的只是(部分的)把私人债务变成了公共债务,可是债务还是在那里。而中国大规模的信贷扩张和投资,是让一个依赖投资的经济变得更加依赖投资,如果没有最终的需求,这些投资的回报就很难实现,进一步的投资也很难维持。一边是过度的需求和不足的生产留下的债务,另一边是过度的生产和不足的需求留下的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一边的问题更急切,更危险,但却相对容易修理:过很多年苦日子然后努力工作就行。说容易修理,是因为这些国家很快就将面临硬的约束–借不到更多的债。在硬约束下,一切都容易发生,用这种方式或者那种方式。另一边的问题看起来有惊无险却更难改变:我们还有很多的资源和空间来维持旧的模式。我们不是借债的人,而是借钱给别人的人,我们不用担心评级机构下调评级。

但欧美的债务危机和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一下就真切的反映出,欧美的问题一样也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一方面希望欧美能实现复苏,拉动出口;另一方面,我们又希望欧美控制债务,避免出现违约。但这两件事情在短期根本就是矛盾的。控制债务,必然意味着缩减开支,直接会影响对我们的进口;而如果进口强劲,则意味着债务的增长,那违约的可能性就会上升。因此,市场对欧美的约束,同样也是对我们的约束,约束的方向不同就是了。

政策空间的缩小,没有了腾挪的余地,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把各国政府面临的真正挑战明确无误的展现出来。欧洲和美国已经很明确,控制债务是第一要务,再痛苦也要控制,因为市场已经不再有耐心。中国的挑战也很明确,要在欧美节衣缩食的世界经济里继续保持我们这个庞大经济体的增长,可以依赖的只能是国内的市场。这中间理顺关键价格,调整收入分配,深化金融改革从而优化资源配置以及打破市场壁垒,都是困难但是必须进行的改革。这中间一样会有痛苦,改变现状总是会让一些人遭受损失,但这是用短期的代价换回长期的繁荣。不作为,未来的痛苦只会更大。

没有人希望全球经济二次探底,但如果真的发生,这一次应该是全球所有政策制定者彻底告别权宜之计的时刻。危机,有时候才是改变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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