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工人有力量

 这周的Economist的封面,有点意思。

房价背后的供给和分配

原文发于上周的《瞭望东方》。注:我第一次到上海不是1988年,但是我能记住的第一次到上海是1988年。

记忆里第一次到上海,是1988年。那时的浦东还完全是农地,外滩还没有扩建,当然,最令我震撼的还是上海人的居住条件:一家几代人挤在十几平米的房子里,大小便在木制马桶里,几个平米的阁楼能住一家三口。过年走亲戚,坐在饭桌旁就最好别站起来,因为实在转不开身子。

那会儿没有房价问题,房子都是公家分的,价格接近于零。大家也没什么钱,就是有钱也没房子买。那个上海是不堪回首的,房子不仅极度稀缺,质量极差,而且还在用极不公平的方式分配:既不是按需要,也不是按价格,而是按照谁的单位好,谁的级别高,谁跟管房子的人关系好,谁就住大房子。上海是个有点极端的例子,但全国别的地方也大致如此,二者只有程度的差别,没有本质的区别。

今天的上海,还有全国主要的一线城市,以及不少的二线三线城市又在面对另外一个的问题。现在城里盖了很多很多的新房子,新的楼盘还在不断推出,只要你有钱,你得很有钱,你想住多大的房子都能住。问题是,房价的水平和上涨的速度要超过不少人收入的水平和上涨的速度很多,普通的工薪阶层能够买得起的房子越来越小,越来越远。

高房价正在让很多工薪阶层不堪重负。这也让很多人开始怀念房价不高的年代,动辄就谈论当年的房子有多便宜。对不起,如果不是我的记忆出现了幻觉,至少那个房价为零的年代是不值得怀念的。当年,房价是很便宜,可是大家住得比今天更差,更小,而且几乎没有改善的可能,有钱也不行。

两件事情一对比,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房价过高虽然不好,但是仅仅只是房价低也未必是好事。房价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价格问题,其背后还有一个供给问题和一个分配问题。如果低房价伴随着的是低供给和不合理的分配,就像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上海那样,低房价不仅不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会使老百姓的住房状况恶化。

这就意味着,对房价的调控,在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同时,必须保证住房的供给不会下降和住房的分配不会恶化,否则即使房价调下来了,老百姓的福利也未必得到改善。这方面的教训,比比皆是。

拿曾经很流行的经济适用房来说,就是更关注价格,却不足够关注分配的一个政策。经济适用房的价格确实比起商品房经济不少,可问题是,不少地方的经济适用房经常一盖就是150平米,200平米一套,平头老百姓不要说只有运气很好才能拿到一个号,就算拿到了号也未必买得起那么一大套房子。到最后住在经济适用房里的不是有门路的人就是有钱人,经济适用房变成了给有门路的人和富人的福利。这样的低房价,不仅没有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反而可能使住房的分配恶化了。

2007~2008年的房价调控,则是一个压制了房价也同时压制了住房供给的调控。当时的调控,确实让房价变得稳中有降,但随之下降的还有交易量和房地产投资的增速。交易量的下降意味着买房的人少了,换句话说,并没有太多人真的沾上低房价的光。而房地产投资的增速下降,则直接意味着后期新房供应的增速下滑。如果整个市场的房子总供给紧张,房价就很难“合理”。物以稀为贵,就是这个道理。就算房价能被控制到“合理”水平,恐怕也会有不少人没法在“合理”的水平上买到房子。

今年接二连三出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从过去的调控中汲取了不少经验教训,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调控的重点仍然是针对价格,供给和分配仍然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事实上,房价调低了,对于买房自住的人是好消息,对买房投资的人也是一个抄底的机会,房子最终未必能流到最需要房子的人群。

而更加针对供给和分配的措施,比如说增加土地和公共住房的供应,保证一定的最低住房标准,增加住房的持有成本并提供有针对性的住房补贴,规范和发展租房市场,还有从源头上解决收入分配的差距,似乎才能更加实现房地产调控应该的目标:让绝大多数人有基本和体面的住房。

妙文和一点不敢苟同

看到周其仁教授写的已经连载到第12篇的汇率与货币评论,在第12篇的结尾处,周教授写道:

以上记述的,不过都是入门的常识。我不明白固定汇率论者的地方,是他们至今热忱推荐的救世方案——用固定汇率把各国或各货币区的货币与美元结成牢不可破的整体——究竟指的是什么时代的美元?是古典金本位制下的美元,还是1945年后“承诺以黄金平价兑付”的美元,抑或是布雷顿体系完全崩盘、以可遇不可求的负责任的央行行长为 “锚”的美元?我也不明白,不少专家和意见领袖在回应日本、美国政客“要人民币升值压力”时,为什么会把“人民币对美元绝不升值”作为人民币的最佳出路?让人民币死挂美元,不正是要人民币死死地以美元为锚吗?当今美元自己尚无可靠之锚,怎么有资格充当人民币之锚呢?我最不明白的地方,是人们真的找不到更合乎经济逻辑的方式,来表达他们总比别人更热爱中国的伟大情怀吗?

这段话,特别是最后一句,让我几乎控制不住笑出声来。

我笑完之后,想了点更严肃的问题:我不敢苟同周教授的说法,也就是说当今的美元是无可靠之锚的货币。

我明白很多人喜欢金本位的原因,无论是直接用金子作为货币(周教授所说的古典金本位),还是保证币值和金价的直接挂钩(周教授所说的战后到1973年之前的金本位)。直接用金子作为货币,滥发货币的难度很大,尽管政府也会想方设法的滥发货币,比如说减少金币里黄金的含量。进入纸币时代的金本位,也就是币值和金价挂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滥发货币的冲动,尽管这也没有阻止美国多发货币,最终导致了金本位和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破灭。

但即便是一个运作良好的金本位体系,也就是政府完全不滥发货币,忠实于金本位,也是充满缺陷的。不说太理论性的东西,就拿最近的金融危机来举例吧。金融危机时,由于避险冲动,导致了金价上扬,如果我们仍然生活在金本位的体系下,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紧缩货币(在使用金子做货币的情况下,市场上流通的金子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变少,也一样是货币紧缩的效果)。在经济已经陷入衰退之时,还要紧缩货币,这无异于火上浇油,雪上加霜。至于金本位是怎么把大萧条传递到全世界的,弗里德曼早已有过经典的描述,不需要我在这里重复了。

金本位的最根本缺陷是,把货币非常狭隘的和一种重金属的价格挂钩。这种重金属,也就是黄金,即使再特殊,也只是一种重金属而已。它的价格走势,它的供应量,它的需求,很可能已经和整个经济其他方面的表现并不一致。把货币和这样一个东西挂钩,很难说是合适的,我前面举的例子就是一种情形。

如果把币值钉住一种单一重金属的价格不合适,那是不是把币值钉住一篮子商品就更合适呢?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正是自新西兰起,目前越来越流行的通货膨胀钉住试图实现的。通货膨胀钉住的通胀率一般都不是0,因此,并不严格等同于维持币值和一篮子商品的比值不变,原因我稍后再说。但通货膨胀钉住的货币政策是有锚的,这个锚就是一篮子商品价格的变动率。金本位,其实可以看作通货膨胀钉住的一个特例――那个篮子里只有一种东西,金子,然后钉住的通胀率为0。

美国的货币政策并不是法定的通货膨胀钉住,不像新西兰那样,要是通胀没有钉住,央行行长得自动下班,或者英国那样,央行行长必须写信给财长解释。但美国实际的货币政策,很多人相信,其实十分接近于通货膨胀钉住,泰勒法则就被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描述联储政策的行为方程。关注美国货币政策的人,大概大多数会同意,自Paul Volker以来,也就是30年来,美元的锚,至少在正常时期是十分明确的,就是通胀(或者通胀预期)。你可以认为单单的以通胀为锚并不合理,因为这里面没有考虑进资产价格,但说美元无可靠之锚,此话有点重了。

为什么通胀钉住不钉住0通胀,而一般是钉住2%的通胀。不同的人可能喜欢不同的理由,我觉得以下两个理由最能说服我:

1.钉住0通胀的坏处是,货币政策稍有不甚,就有可能出现通货紧缩,而通缩在多数情形下,是有害的,甚至比通胀更有害。另一个角度是,0通胀情况下,均衡利率也更低,离0利率的下限也更近,货币政策进入流动性陷阱的可能性也更大。

2.发达国家的消费价格指数,有高估通胀的倾向,原因是因为这些价格指数无法完全反应产品质量的提高。一个东西更贵了,可以是因为涨价了,也可以是因为里面的东西变好了。电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今天一万块钱的电脑和一年前一万块的电脑,配置不可同日而语,但这些在价格指数上体现不出来。2%的通胀率,如果考虑进质量的提高,基本上就是相当于0通胀。

不过,话说回来,即便美元是有锚的,人民币钉在美元这个锚上也是十分有问题的。中美的经济周期已经不很同步了,很多时候是反过来的,如果人民币挂在美元这个锚上,对央行的货币政策,只能是帮倒忙的时候多。

换个计量单位吧

我很头疼的一个事情就是跟人解释用汇率换算的东西。

通常的例子是,我会说:中国的GDP是34万亿人民币,用官方汇率计算,折合5万亿美元,用PPP衡量,则在8万-9万亿美元左右。

通常的反应会是:你们做经济的真会玩数字游戏,要是人民银行今天晚上发飙把人民币升值到和美元1:1了,照你的说法中国的经济一夜之间就比美国和欧洲加在一起还要大,这不是扯淡吗?

我通常在这种时候会想一下,究竟是口干舌燥跟人说明白整件事情,还是干脆让人嘲笑一下就算了。我越来越多地选择被嘲笑一下就算了。

今天看到大字新闻:中国外汇储备15个月来首现月度负增长,让我吓了一跳。中国2季度,对外贸易顺差有400多亿美元,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也至少有200亿美元(6月数据尚不可得),如果通过合法渠道进来的外商直接投资没有下降的趋势,那通过非法渠道进来的热钱也很难会有大幅流出的可能。中国所有这些外储的来源都是正数,怎么可能出现外汇储备下降的可能?

直接到我脑里的想法是:也许因为是美元升值了。因为外管局不公布外汇储备的构成,更不公布如何对现有的储备进行估值(比如说持有到期的产品和处于交易中的产品其估值方式可能是不同的,这些细节我都不知道,大概也没有外管局之外的人知道),这些也只能是猜测。

中国公布的外汇储备数据都是用美元做单位的。如果美元相对于欧元升值,那中国持有的欧元资产折合成美元就会缩水,那就会造成外汇储备,在用美元衡量时,变少。2季度,欧元被希腊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债务问题拖累的跌到了谷底,给定中国应该持有数量不菲的欧元资产,中国的外汇储备,用美元衡量,很自然的会减少。尽管在物理上,中国可能还是继续在增持外汇资产,因为前面说了,贸易,投资和热钱,恐怕都是正的。

因此,中国外汇储备的负增长,很可能完全只是一个会计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什么货币作为计量单位,如果中国的外汇储备都是用欧元作为计量单位,那我们看到将会是2季度的外汇储备出现暴涨而不是负增长(从3月末的约18000亿欧元上升到6月末的约19600亿欧元,增长1600亿欧元)。

有一些国家,在公布外汇储备余额的时候,也会公布多少是因为增减持外汇储备造成的,有多少是因为估值变化导致的,这样就会把一个国家中央银行是否在增持/减持外汇储备和市场价格的波动区分开。当然,我能理解为什么外管局不想公布这些信息。

但如果不公布这些信息,选择用美元作为计量单位就显得格外不够科学――美元越贬值,反倒会显得我们的外汇储备越多,美元越升值,反倒会显得我们的外汇储备越少,这和我们外汇储备的实际购买力很可能是背道而驰的,毕竟我们外汇储备中的大头还是美元。

有两个替代方案。一个可能更合理,但是却不太具有可行性的是根据一篮子货币来计量我们的外汇储备,这一篮子货币的选择和权重可以根据双边的贸易量。另一个不算最合理,但是更容易操作的是干脆用IMF的特别提款权来作为计量单位,特别提款权本身是钉住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四种货币组成的一篮子货币的。用特别提款权计量,等于相当于用一篮子货币计量中国的外汇储备,虽然权重未必对应中国的实际。用特别提款权还有一个好处:这和人民银行近年来一直倡导的主张储备货币多元化(或者去美元化)具有一致性。

所以,中国的外汇储备究竟有没有负增长?答案是取决于你怎么衡量(有点相对论的味道),而用一篮子货币(特别提款权是一个特例)来衡量,在我看来,似乎是一种更合理的方式。

树立中国的国际日程

原文写于十几天前,发于上周的《瞭望东方》

人民银行在20国集团多伦多峰会开幕之前一周,在一个周末的晚上,罕见地同时用中英两种文字发表《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声明。很明显,这个声明的听众不只是中国人。

声明发表后,白宫,美国财政部,欧盟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表示欢迎。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一个夏日周末的几个小时之内发生,如此的反应速度让人不得不怀疑,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变动在一些国家大概是被列为“最优先”的事项。我可以想象,那些值班的官员们如何仓促地通知他们的上司,酝酿相关的声明语言,经过几层审核后,抢在第一时间公布。

我相信很多人会质疑人民银行这样做是不是在20国集团峰会之前向西方国家让步,不少人甚至担心,人民币一旦升值会不会对中国自身的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

这些质疑和担心都是正常的,尽管20国集团里对人民币汇率有意见的不止是西方国家,金砖四国里的印度和巴西也至少都明确表达过对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不满;尽管大部分严肃关注人民币汇率的人大概都会同意,更灵活的人民币汇率最终对中国是有利的,只是在什么时点走向更灵活的汇率,如何走向更灵活的汇率是一个更有争议的问题。

从中国的角度,人民币的汇率频频成为国际峰会的一个焦点有时候的确难以理解。美国的银行贷款给那些根本还不起钱的家庭,资助其在沙漠中买房子,然后再打包证券化,加上一个不靠谱的评级,最后卖给投资者,引发了金融危机,这些东西和人民币汇率没什么必然联系;欧洲一些国家,把自己孙子的债都借了,入不敷出,引发了主权债务危机,这些东西和人民币汇率也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中国的经常项顺差已经从2007年的高点减下来一半了,可是对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国际抱怨却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

这就让你不得不意识到:焦点未必取决于事情的重要性,而是取决于谁在主导议程,取决于有多少国家支持这个议程。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很不幸,就属于那种被主要西方国家主导,且有很多国家支持的一个议程。当其他更重要的问题很难形成共识的时候,比如说如何改革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管体系,人民币汇率这样比较有“共识”的问题就很自然成为了焦点。

我们当然可以抱怨国际社会不“公正”,但是我们同样该记住,中国早已不是一个很边缘化的国家了,我们已有足够的筹码,足够的实力,我们已经是国际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中国没有在国际场合充分树立自己的议程,只是被动地应对别人提出的议程,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是中国常常在国际场合处于需要为自己辩护位置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树立中国的国际议程,意味着中国需要全面审视自己新的国际地位,重新评估既定的政策。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有开放的心态。一个只为中国自身利益服务,只针对中国国情的议程,是不可能成为国际议程的;一个只有斗争,没有妥协的议程是不可能成为国际议程的;一个缺乏基本的理论和道义基础的议程是不可能成为国际议程的;一个缺乏内在一致性的议程也是不可能成为国际议程的。

这完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这恰恰是对崛起中国的一个基本测试:如果我们不喜欢现状,如果我们已经有能力改变现状,那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改变,而不是抱怨和抵触。如果我们没有自己合理的,充分论证的,能够得到很多国家同情和支持的议程,我们对现有议程的不同意见就会被当作是不合作,我们就会一次又一次地被挤到墙角,尴尬应对。

人民银行的周末声明是一个很聪明的举动,无论是在具体内容上,还是时机的选择上。这个声明,将有效地避免20国峰会上可能出现的对中国不利的局面,并且仍然充分保持了人民银行在汇率问题上的自主性。只是,人民银行还需要在这个时点做这件事情,是值得反思的,谁让我们没有自己的议程呢?

红色警报

今天,华盛顿地区空气质量红色警报。站在阳台上,拍了一张华盛顿“重度污染”“有害于一般人群健康”空气质量的样子,政府鼓励大家不要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

下面还有一幅图是北京2009年6月18日,空气质量“轻度污染”,来源为:Twittering Bad Air Particles in Beij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