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笔记

这是我刚学到的一个新词，语出新闻：调查显示一线城市夫妻月薪不足8000元不敢生子。新闻的开篇是： 

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因为经济基础、住房等现实条件，使自己的预期生育年龄推迟了2.1年。北京等一线城市，小两口月均收入达8000元以上才敢生孩子。昨天上午，记者从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获悉，该集团发布的“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指出上述信息。 

我看到这个新闻想到几点，基本上是意识流，就是我看到这个新闻很自然想到的，然后清理了一下，把中间打岔的部分删掉，写在这里： 

8000看上去是个有点吓人的数字，但放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一个双职工的家庭，8000块一个月并不是一个很多家庭达不到的数字了。北京现在的基本养老金都是2000多块一个月，平均工资要超过4000，人均GDP折合成月每月要超过5000多，这还是包括周围县区农民的，也包括所有不工作的孩子和老人的。8000基本上是双职工家庭的平均收入水平或者还要低一点，这个数字可能会有些上下浮动，但八九不离十。刚毕业的大学生也许达到这样的薪水有点困难，但有几年工作经验之后，这不是一个什么吓人的数字，相反，在一线城市是一个不太高的数字。 

有人可能会说（事实上，是我自己对自己说），就算双职工家庭的平均收入水平8000，那也得有一半生不起孩子，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首先，我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因为我觉得给我8000块，我是不敢在北京要孩子的。这背后其实更基本的原因是，“小两口月均收入达8000元以上才敢生孩子”这件事情也是平均的。零点去做调查的时候，问人家小两口得有多少钱才敢生孩子，不同家庭的回答肯定是不一样的，8000这个数是个平均数。我的猜测是，收入高的家庭报的数字会高，收入低的家庭报得数字会低，最后一平均的结果是，就是接近于平均收入，换句话说，大家的心里底线也是跟着自己的收入水平在走的，低收入的底线会低一点，高收入的底线会高一点。我的猜测可能完全是错的，但是根据我看到过的其他的调查，比如说“你愿意花多少钱延长一年的寿命”这类的问题，最后回答的结果都是和一个人的收入水平高度相关的。所以，我的猜测不能算完全不合理。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调查同时发现：小两口月均收入达到多少才敢生育子女？调查显示，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受访者的心理底线是8078元；武汉、哈尔滨、太原、西安和昆明等省会城市受访者的心理底线是5169元；县城地区则是4454元。当然，另一个完全可能的解释是，收入低的城市养孩子的成本也更低，因此心理底线更低。 

如果真的都是有了经济能力再生孩子，如果这个调查真的具有普遍意义，那计划生育真的更是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现在的年轻人，对优生优育，晚生晚育和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的动机比计生委强多了。不挣到8000不敢生孩子，还要计划生育干什么？你让人生人都不生，让人多生人都不想多生。相反，人生了一个就想好好培养，要不然干嘛人等着有经济能力再生孩子，超生游击队可没担心自己有没有经济能力。 

我有个澳大利亚同事，两个孩子要上美国大学，都是私立大学，一年学杂住宿费就是10万美元。同事对我说：我没存够钱，要破产了。可不是，两个孩子四年大学下来，一幢房子的钱就没了。然后同事对我说：当年没孩子的时候没有抓紧时间享受生活，等有了孩子，一下变得很穷很没时间。 

我的同事是一个语重心长的澳大利亚孩奴。

本文发表于本周华尔街日报的中文网站。发了之后，我发现醉钢琴在南方周末上也发了一篇关于希腊债务危机的（写于n久前，不过这个星期才在她的博客上贴出来）。我的主人公叫王二，她的主人公叫张三，王二和张三都要减肥，难免我们想到一块去了。不过，我们谈论的是两件事情。两篇文章可以放在一起看，我不是完全同意醉钢琴说的（我同意她说的很多，但我不觉得希腊的问题完全是福利国家的错，福利国家也有没有巨额赤字，没有背上巨额债务的。反过来，不是福利国家，也有很多陷入希腊一样的问题：高负债，高赤字，低效率，大政府），但这不影响我觉得这是一篇很漂亮的文章，原文是：福利国家的梦醒时分。对了，昨天那幅图，右上角是阿联酋，左上角是厄立特里亚。 

以下是正文：

王二出生在一个健康的家庭，父母都很健康，也没什么遗传病。王二从小身体一直很好，是个健康的孩子。也就是说，后来发生在王二身上的健康问题都是他自己导致的，而不是遗传的。 

不知从何时起，王二开始喜欢迷恋垃圾食品，爱看电视和上网，但是不爱运动。每天除了一日三餐，王二始终零嘴不断。而且那些高热量的垃圾食品价格还特别便宜，因此父母给的那点零花钱还是够花的。吃得多动得少，没有多久，王二开始长胖了。变胖的王二，胃口越来越大，总是容易饿，不吃就不舒服，父母给的那点钱也开始有点不够花了。不过好在家门口的超市还让赊账，左邻右舍的，王二不还钱，还可以找他父母要。体重的增加，让王二运动起来也更加困难，一动就喘。于是王二的运动也就越来越少，上学放学都要父母开车接送，上楼下楼都靠电梯。总之，能不动的时候王二绝对不会动。 

王二的胖是大家都能看见的，但他也没怎么在意，因为身体没觉得不舒服。终于有一天，学校的年度体检显示，王二的血糖偏高，血压偏高，血脂也偏高。小小的年纪就这么多指标偏高，王二自己有点急了。父母更急，于是带着王二去看医生。医生给的建议很简单：少吃，吃得健康一点，然后要开始运动。医生最后鼓励说：没关系的，王二还年轻，只要做到上面这些，身体会变好的。 

心情大好的王二和父母回到了家，王二习惯性地往沙发上一坐，打开电视，然后伸手去拿薯片，并大声喊他妈妈给他倒上一杯可乐。他父母耐心地说，医生不是说要少吃多运动吗？别坐在那里看电视，吃薯片，喝可乐了。王二想想也是，于是忍住了。不过只忍住了一会儿，没多久，王二的馋劲就上来了，开始大口嚼起薯片，嘴里还嚷着：什么时候吃饭啊？饿死了。王二的父母心疼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想着：他想吃就给他吃吧。后来，王二的父亲带王二去运动，没动两下，王二就嚷嚷着难受，说身体受不了，要回家去。父亲看着气喘吁吁的王二，没舍得坚持，心想这才刚开始，可以慢点来。 

事情的结果是，没多久，王二就回到了过去的生活方式，照样还从门口的超市赊账，体重继续增加。无奈的父母，心里着急，但又舍不得太强迫孩子，最后还悄悄替王二还账。 

这也许是一个很寻常的减肥失败的故事，但这也是一个完全可能在欧洲，特别是希腊，或者任何一个在这场危机中暴露出需要进行深刻改革的国家发生的事情。 

自从加入欧元区以后，希腊的胃口开始变大──升工资、提高福利和增加政府支出；运动变少──工作时间缩短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在门口的超市赊账──主要是从德国，还有法国；直到有一天经济指标开始预警──赤字、债务、借贷成本还有很有争议的评级。 

虽然如何让希腊“减肥”存在很多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希腊是否需要重组债务以及退出欧元，换句话说是否要动更大的手术，但绝大多数人都认同，希腊需要减少饭量并增加运动。事实上，这也是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希腊高达1100亿欧元救援贷款的主要附加条件。这两个机构同时认为，如果希腊如果真的能够坚持下去，恢复健康是有希望的。 

但问题是，和前面的王二一样，希腊胃口已经变大。减少饭量，也就是降工资、减福利和消减支出，注定会是一件让身体不舒服的事情。增加运动，也就是引入竞争、延长工作时间和增加出口注定会让懒散惯了的一些人觉得气喘吁吁。 

这对任何人或者任何国家而言，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极强的自制力才能够坚持下去。没有任何一个人敢拍胸脯希腊能一直坚持下去。这件事情即便对于希腊政府而言也是一样充满了不确定性。就算政府下定了决心，老百姓未必能吃那个苦。中国有句老话“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一波又一波的罢工就是老百姓抵触的体现，最后实在不行了，老百姓可是既可以用脚更可以用手投票的。更何况，一切才刚刚开始，希腊的“减肥”不是一个月的事情，不是一年的事情，而是一段要持续多年的艰难历程。 

让事情更为不确定的是，希腊会不会也像王二那样有十分宽容的父母，这里主要是欧盟，毕竟欧盟出了1100亿欧元贷款里的800亿。希腊很自然的在未来可能会有“意志薄弱”的时刻，虽然希腊的事情最终应该希腊自己来决定，但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人愿意出来做“坏人”，那一时的松懈难免前功尽弃。历史上看，欧盟在监督执行《增长和稳定条约》的时候，最后被证明过于宽容，否则希腊也许根本不至于落入现在的地步。欧盟能否在未来更坚持原则，大概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 

前面王二减肥的故事是可以有一个减肥成功的结局的，不管是他自觉做到的，还是在父母的高压下实现的，甚至是去减肥医院减的，他在整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都是要不断忍住饥饿的感觉，要咬着牙运动而且必须持之以恒的坚持和忍受。 

总而言之，减肥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这种痛苦不是任何人施加的，而是减肥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如此。希腊，欧洲，还有所有需要收紧裤腰带的国家面对的是一样的问题。除了希腊以外，他们要做的决定大概只能是现在就开始减肥还是再爽最后一天，明天开始减肥。他们当然可以继续明日复明日，但希腊的事情应该给所有的这些国家提了一个醒，总有一天这个选择题会变成：是现在就开始自己减肥还是再爽最后一天，明天被市场强制减肥。

原文发在本周的华尔街日报的中文网站，编辑给的名字是《佃户和房奴的”one dream”》。我这篇文章绝对没有以下两个意思：1.要均贫富，分田地。2.中国当前的房价不高或者没有泡沫。写得时候，就知道可能会有这样的印象，特别是1。但觉得要是去谈1，整篇文章读起来就不顺了，所以最后没谈。为了防止还是有人有砍死黄世仁的想法，我把黄世仁写成了一个好人。把他写这么好，就是想暗示，不要看到这个就想着打土豪，分田地，人不是坏人。现在有点后悔， 我不应该用黄世仁这个名字，可惜的是，我不知道更不难听的地主名字。整篇文章，我省略了极多东西，目的只是想突出我想强调的那个侧面。   有个人叫王二，生活在500年前。王二出生在一个穷人家庭，有一身力气，但是家里穷，半亩地也没有。500年前那会儿，世界也很简单，大家都种地。王二的父亲种地，王二父亲的父亲也种地。家里祖祖辈辈，因为没地，只能找村里的地主黄世仁租地种。其实村里就黄世仁一家是地主，整个村子全是他家的佃户。

黄世仁虽是一个地主，但不是一个恶霸，找他租地，每年的租子就是按市价走的，绝对没有任何欺负乡亲的做法。黄世仁自己也下地干活，干得和其他佃户一样努力，绝对不是好吃懒做的那种地主。村里的佃户，每年交完黄世仁的租子，剩下的粮食都是自己的，因此也没有激励问题。哪家都是起早贪黑地干，不存在什么平均主义大锅饭磨洋工这种事情。这么说吧，这个村子是一个模范村子，唯一的一点问题是，全村子只有黄世仁一家有地。

但就这一点点的小问题，让这个村子里有一个大问题。不管村里的佃户怎么起早贪黑地干，他们总是富不起来。原因很简单，如果收成上去了，土地的租子也会上去。这还不是黄世仁心狠加价，黄世仁其实从来不主动加价，而是市价就是这样。地租这东西，一直都是水涨船高，收成上去了，地租也会上升。

事实上，很多时候恰恰是佃户们自己把地租给推上去的。收成好了，就有佃户想多租点地种，提高收入。可是，地主黄世仁凭什么多给这些人地呢，这对别的佃户不是不公平吗？于是这些佃户就提高了地租，想以此来多拿地，但别的佃户也会加价。最后的结果是，均衡的地租上升了，但谁也没能多拿到地。所以，世世代代，村子里的佃户们一年辛苦到头，交完租子，一般的年份就只剩下点口粮了，好点的年头最多也就能多喝一两壶，差的年头可能还要挨饿。而整个村子绝大部分的剩余，最后都是在黄世仁手里。

这样的一个村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最优的：产权清晰，激励明确，市场的原则得到尊重，没有强买强卖，所有人都在勤奋工作，粮食的产量一点都不低。宏观地看，这简直可以算是一个样板村。但再仔细一看，这样一个村子也可能会是危机重重：收入和财富的分配高度不均，绝大多数辛苦劳作的佃户，一年到头大部分的收入都得用来交租，而这些佃户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梦想却屡屡被高涨的地价给打破。事情的悖谬是，这些佃户干的越辛苦，打的粮食越多，地价也越高。

那个生活在500年前的王二，如果被月光宝盒送到今天的中国，他大概会遇到一个似曾相识，但又完全不同的问题。让他觉得恍恍惚惚，像是做了一个大梦，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500年前那个鸡犬相闻的小村子，还是500年后纷繁喧嚣的都市。

王二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从小认真读书，上班后也很努力工作。但是父母不算有钱，所以没能给王二准备一套房子。王二的一个梦想就是，勤奋工作，省吃俭用，攒下钱来，能买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但一个小问题是，整个城里最大的地主──市政府，坚持按照用市价出让土地和住房。政府既不多要，也不少要，只要是出价高者，就能拿到地，买到房。假设这个市政府清正廉明，中间也没有什么开发商添乱，现实中可能存在的腐败之类的情况在王二生活的城市也不存在。换句话说，王二生活在一个模范城市里。

但就是这样一个小问题，让王二或者说王二们遇到了大问题。不管他们怎么努力，却发现总是攒不够买房的钱。原因很简单，如果收入上去了，房子的价格也会上去。这还不是市政府心狠加价，这是一个模范城市，市政府其实从来不主动加价的，而是市价就是这样。房子这东西，一直都是水涨船高，王二们的收入上去了，房价也会上升。事实上，有时候还是王二们自己把房价给推上去的。收入高了，大家都想住得好点、大点，结果最后均衡的结果是，房价上去了，但也没多少人能真的住得大点、好点，倒是政府手里的土地收入不断上涨。

这样一种分配住房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最优的：产权清晰，激励明确，市场的原则得到尊重，没有强买强卖，所有人都在勤奋工作，房地产业还迅猛发展。宏观地看，这确实是一个样板城市。但再仔细一看，这样一个城市也可能会是危机重重：绝大多数辛苦工作的王二们，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的梦想却屡屡被高涨的地价房价给打破。事情的悖谬是，王二们干的越辛苦，挣的越多，房价也越高，而最后得益的反而是政府。

中国的房价问题，要远比这里描述的情况复杂多了，这里要说的完全涵盖不了高房价背后很多深层次的原因。但骨子里，房价问题的背后有一个十分基本的问题：500年前，每个人都要种地，但不是每个人生下来就有地的；500年后，每个人都要有房住，但不是每个人生下来就有房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生下来没有房子或地，就等于一生下来就背了一笔债，欠那些有房子有地的人的债，而且这笔债还是随着收入水平水涨船高的。因此房价问题，不仅是一个价格问题（前面的例子里，价格都是市场决定的，因此不能说是不合理的），更是一个分配问题。500年前，这个分配问题，是在王二和黄世仁之间的；而500年后，这个分配问题，在我上面的例子里，则是在王二们和政府之间。在很大程度上，房价就像是一个累退税：收入越低的人，面临的平均税率反而越高。这件事情未必影响效率，但是恐怕很难符合一般人心目中的公正和公平。

因此，以后在出台任何住房政策的时候恐怕都应该注意，房价问题的背后还有一个分配问题，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分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