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笔记

北京朝阳公园的西门是一个灯红酒绿的地方。在我和谷主离开北京的前一天，一个朋友请我们到那里的八号公馆吃饭。回家的路上，谷主对我说：怎么现在谁都能一年挣几十万上百万的？我给了谷主一个很简单的解释：如果一个人一天三四个电话坚持要请你吃饭，除了关系特别铁一外，这个人多半也是混的不错的。这不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样本。

在国内的时间里，我们见了好些年入几十上百万的朋友，我知道他们其实还不算是挣大钱的，因为他们都还是替人打工的。我们也见了父母和已经成年的孩子挤在十几平米的小房子里，夏天澡都没地方洗的进城务工人员，我知道他们其实还不是最困难的，因为他们都还有工作。我们看了美轮美奂的奥林匹克公园，还有边上那个号称7星级的盘古酒店（这个地块曾经是著名的摩根中心，北京的前副市长刘志华的倒台和这个地块关系密切，据说这个地方的房价超过6万一平米），我们也去了时间似乎停止的小山村，老人靠在墙边，注视着“奇装异服”的谷主和我。

那天，我在那里看NBC直播奥运会的男子马拉松。这次马拉松的特点是，在闷热的北京，第一集团的人在用异常高的步频领跑。NBC的解说员始终在惊呼，如果大家都这么跑，肯定有不少人要休克。我想到了中国，中国不就是一个正在用百米冲刺的速度跑马拉松的国度吗？跑在最前面的人在用不可思议的速度在前进，但整个队伍却拉得很长，很多人还远远的落在后面。

严格的说，中国和马拉松还不太一样，马拉松好歹是个公平的竞技场，中国还远不是。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要说的是，即便我们消除了所有的不公平，让所有的人都从同一个起跑线起跑，让所有的人都遵守一样的规则，中国恐怕还会是一个越来越异质化的国家。很多人觉得中国在两极分化，觉得中国越来越变成哑铃型的身材。虽然吸引眼球的往往会是最穷的和最富的，让人觉得中国像个哑铃，但我觉得中国其实不是在哑铃化，而是在水桶化，你在任何一个阶层都会找到大量的人群。

很多人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公共政策来逆转这种异质化的趋势，比如说帮助弱势群体，比如说反哺农业，比如说促进地区平衡，我很怀疑这些政策能够真正的改变这种趋势，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该做这些事情。

一个异质化的中国，是悬在中国头顶的巨大问号。我想不出来任何一种已知的制度，能够保证一个异质的社会和谐――民主也好，威权也好。异质与和谐，几乎就是一对反义词，你把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放在一起让他们生活，不管是他们投票决定家庭大事，还是一个人说了算，大概都不能解决和谐相处的问题。和谐，只能来自于某种认同，某种宽容。 . . . →Read More:异质

昨天和前天，花了不少时间在看这半年的宏观数据，还有目前关于宏观调控的各种观点。大的分，观点可以分为三派：放松派，微调派和继续收紧派。微调派其实永远是“正确的”，目前也是主流，根据具体情况适时调整政策这句话的信息量其实不大，真正的争论其实还是在放松派和继续收紧派之间，放松派觉得目前的货币政策太紧了，而继续收紧派觉得目前的紧缩态势还必须保持才可以。

我是一个继续收紧派，但在我开始阅读之前，我是做好准备改变自己的判断的，前提是数据告诉我货币收的太紧了，或是读到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认为货币政策应该放松的观点。

数据上，我还是很难说服自己货币政策太紧了。上半年，消费和投资的增速和去年一样火爆，可去年是公认的过热了。慢下来的部分是出口，仔细想想这部分和货币政策的关系并不大，人民币对主要贸易伙伴的有效汇率并没有变动太多，对美国升了，对欧洲贬了，平均起来其实没有动，原材料和工资的上涨不是因为货币政策收紧导致的，出口退税的变动也和货币政策无关，这么说吧，今年就算没有宏观调控，出口估计也不会太好看。从地域上看，东部的增长放缓了，一方面是出口增速下降，一方面是投资减速，但中西部的增长相当火爆，特别是投资的增长。我觉得这是一件积极的现象，这说明产业在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转移，对缩小我国的地域差距是积极的。中小企业资金紧张在我看来和我们收紧的方式关系更大，我以前写过(很多人都写过)，我们现在收紧的方式是调量不调价，这样的调控方式是便宜央企和大企业。通涨的方面，压力一点都没消失，消费价格指数看起来有走低的样子，可是生产价格指数高的吓人，不出意外，消费价格指数很快就会卷土重来。更别忘了，即便目前不低的消费价格指数，还是建立在各种“临时价格干预”的基础之上的。

对数据的解读可以见仁见智，我其实更关心的还是放松派的观点，我特别希望看到那种振聋发聩，让我觉得自己想错了的文章，可惜的是，放松派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文章出炉。除去对数据的解读不同外，放松派提供的另一个理由是，这次通涨是全球性的，全球五十多个国家通涨达到两位数，因此我们即便收紧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我很难理解这个观点，是不是说如果大家都得了流感，我们自己也不用去治流感？那这样，我们还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干什么？即便紧缩货币也不能完全抑制输入性的通涨，但这跟不去抑制还是有本质区别的，难不成等我们的通涨也两位数了，回头跟国民说这是“国际形势决定的”，可别忘了，这个世界有二百来个国家呢，五十多个国家两位数通涨，剩下的那一百五呢？全球性的通涨，在我看来，只能提醒我们这次反通涨的艰巨，而不是给不反通涨一个借口。

我这几日，又忍不住捧着格林斯潘的回忆录读，他的书中一个恒久的主题都是：联储决定收紧银根时，总是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从政治家到投资者，没有喜欢货币紧缩的。而前段时间我一位很尊敬的老师对我和谷主说：不挨骂的央行行长，一定是有问题的。他的话，我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