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窗谬误

我花了几分钟研究了一下我最近才听说但似乎被很多人当作“经济学理论”的所谓“破窗理论”,我用的是很不专业的方式:Google+Wiki。不过事实证明,Google+Wiki比SSCI强大多了,这是后话。

用Google,我发现了最著名的经济学博客之一(如果只看点击,之一似乎都可以去掉,不过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个博客。和经济学相关的博客里,Becker-Posner的博客是干货最多的博客,我觉得,虽然可能有人会觉得观点太右)“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也在新奥尔良的飓风之后讨论了“破窗理论”,但文章里用的不是破窗理论,而是“破窗谬误”(Broken Window Fallacy),“边际革命”的观点和我是相似的。

然后我就用Wiki去找“破窗谬误”,果然有。我这里就照搬Wiki上说的:

破窗谬误是法国人Bastiat在他的文章“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Ce qu’on voit et ce qu’on ne voit pas)中提出的,他用这个故事来说明那些看不见的成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Bastiat本人就把这当作一个谬误来说的,并不是一个理论。

故事本身很简单:如果一个小孩打破了商店的窗户,商店的老板就要去买玻璃,这样玻璃店的人就有活干了;玻璃店的人又需要买面包,这样面包店人就也有活干了;如此往复,打碎了一块玻璃似乎可以创造很多就业,打碎玻璃其实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

Bastiat本人对这个故事所以是个谬误的解释非常简单:商店老板花了钱买玻璃,他的那些钱就不能花在别的东西上了,在这个故事上你只看到了商店老板把钱花在玻璃上,你却没有看到商店老板因此减少了别的支出。这也就是我在《自然灾害拉动经济?》一文里说机会成本的那一段。现代经济,因为货币,政府,赤字,转移支付,储蓄等等的存在,使得事情变得有点不那么清楚,很多事情变得不那么直接,比如说Bastiat的故事里就没有储蓄和投资的变动,因为整个故事只有一期,但机会成本这件事情的逻辑还是在那里的。

Bastiat写破窗谬误的时候,凯恩斯还没出生,我相信很多人觉得破窗是理论而不是谬误的原因是因为(误读)凯恩斯。我在这件事情上已经说了很多了,没必要再多说了。

我写这些,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很有趣,这个破窗的东西明明是被人当作一个谬误提出来的,怎么到了一些人嘴里就成了“理论”了呢?你可以觉得Bastiat是错的,但你也不能篡改人家的原意啊?言之凿凿,好像这是一个什么经典的东西一样,然后满世界乱喷。这已经是个Web 2.0的时代了,我都会用Wiki了,再乱喷可就很危险了。

以经济的名义

两年前,蒋亚平先生在哈佛访问的时候,在他家里每两个星期组织一次沙龙,来的是哈佛和MIT的一些学生和在这边访问的一些国内学者,偶尔还有国内暂时路过波士顿的一些访客,比如说林毅夫,樊纲等等。每次都有一个主题-比如说宪法和宪政,民主和经济,土地问题,一到两个人事先要准备然后主讲,但大部分时间其实是在讨论,辩论或者争论。来的人主要是学经济,社会,法律和管理的,不算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哈佛MIT学生学者群体,但对我们关心的问题而言算是一个相对好的知识结构。民主和经济是我和一个法学院的人负责讲,其实是法学院的人为主,我为辅。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人能比法学院出来的更能言善辩的了。

在那次关于民主和经济的讨论中,我和法学院的那位兄弟其实是有一些分歧的-我们的根本分歧在于,我觉得民主好,但说民主好的理由中不应该有“民主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一条,那位法学院的人认为,民主好,而且民主理所当然应该有利于经济(增长)。

从理论的角度说,民主确实有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有了民主,政府就不可能随意践踏私人权利,就不太可能太腐败,就不太可能做太多和老百姓利益相违背的事情,政权可能就更稳定,这些从理论上都是应该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这也是那位法学院兄弟一直论证的,我完全同意。

但是,理论归理论,我几乎看遍了所有关于经济增长的实证文献,总的结论是民主和经济增长没有什么关系(我稍后说倒U曲线)。我记得自己四五年前第一见巴罗的时候我们讨论的就是民主以及教育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我当时以为巴罗这个很右的人会觉得民主会有利于经济增长,他没有那样说,他说(大意):我当然希望是这样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韩国起飞的时候还是军政府独裁,台湾也是一样还在蒋经国治下,新加坡一直是个威权政府,中国你当然是知道的。我自己的研究是没有发现民主和经济增长有什么显著的关系。如果有,还是反过来的。越民主的国家增长越慢(在控制住其它因素之后)。我的解释是民主是个奢侈品,大家有钱了,才愿意牺牲经济增长来换回民主。

巴罗其实还有一个民主和经济增长的倒U曲线的版本-从完全不民主到有一点民主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但是从有一点民主到很民主反而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这个结果是他用来解释上面那个非常不好看的民主减缓经济增长的结果的,但这个倒U曲线即便在统计意义上都是很弱的。事实上,我已经说了,民主和经济增长其实根本没有很强的关系,这应该是学界的共识。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你把眼光放得再长远一点,比如像Acemoglu等人那样看几个世纪,而不是像巴罗那样看50年或者60年,你也许可以论证只有民主政体才可以持续稳定的维持长期的增长。但至少我的阅读告诉我,如果你要看几个世纪的历史,政治制度的内生性问题就变成了一个不可忽略的事情,换句话说,是增长导致民主还是民主导致增长变得不那么容易厘清。还有一件不容易厘清的事情是民主只是制度的一部分。Acemoglu等人,事实上可以上溯到诺斯或者斯密,论证的“制度导致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并不是狭义的民主,他们更侧重的其实是产权制度和市场体系,这些都未必和民主有直接的关系。民主当然是可以用来维持一个好的产权制度和市场体系,但不是必须的。威权国家可以一样保护产权和市场,大家最爱举的例子就是新加坡。

我这一段本来是想说,事情如果反过来说,还是很有希望的,也就是经济增长是可以导致民主的――这(曾经)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学家。但我在Acemoglu浩如烟海的最新文章中,发现了他很快就要在AER上发的一篇Income and Democracy,他的基本结论是:过去的实证研究说收入增长导致民主的结论都是错的,如果你控制住其它因素,这个关系其实是不存在的。我相信这篇文章又会引起学界的一片“腥风血雨”,最终谁能获胜我是没法看清。不过我本人是更倾向于相信经济增长,特别是私人财富的增长是会导致民主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对中国走向民主化很有信心。

总而言之,我认同民主,我认为民主化是中国应该走的而且必然将走向的。我事实上还是一个乐观派,我觉得二三十年就能见分晓(我碰到过很多激进派和很多悲观派,所以我觉得自己属于乐观派)。但是我不同意这样一种民主观:民主好所以民主是有利于一切的,特别是利于经济的。民主自身足以支持其自己,不用再以经济的名义给民主化一个理由。

美国需要不需要一个秦始皇

先做一个更正:经一个搜狐网友提醒,在《灾后重建拉动经济?》一文中,如果报废了一辆新车,又下单定了一辆新车,在国民账户里,GDP是只计生产新车,不计旧车报废的。用术语说,GDP里的投资是毛投资,不是净投资。我说的东西叫NDP,国内生产净值,考虑的是净投资而不是毛投资。所以前面说的情况,毛投资是一辆车,净投资是0。这并不影响我的分析和结论,所有这些都是会计游戏,经济的实际变动和你怎么统计它是没有关系的。我自己从来没有注意过GDP和NDP的差别,可能有些误导。以后类似的错误一定还会发生,请发现了的人指出,多谢!

我想顺便感谢一下这个博客所有的读者,我意识到这个博客有一个相当高素质的读者群(我自己的观察是读者中三种人居多:海外留学生,国内在校大学生和年轻教员以及职业人士,也就是从刚刚毕业到40岁以下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能在上班时间上网的人),虽然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一定程度上,这是故意的。我几乎从来都只说一边倒的观点,我不喜欢写面面俱到四平八稳的东西,原因在“一方面另一方面”里说过),不过我确实从留言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虽然我经常也向谷主嘟囔,自己被误解了(比如说,我写地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的两篇都是在驳斥一些认为灾害能拉动经济的言论的,所以我的口气是灾害不能拉动经济。结果有些人就不愿意了,说我没有说灾害很惨,损失很大。灾害很惨,损失很大用不着我来说,这是常识,我是在反驳那些以经济学或者凯恩斯或者破窗的名义其实我认为是错误的观点),但我还是坚持几乎不回应留言。不回留言主要是因为没时间,且在我的地盘上辩论,我主场优势太明显,这不是公平的辩论,还有就是很多留言其实和我说的没有冲突(虽然看上去是有冲突的)。

下面是正文:

如果有坐美联航的飞机的人,可以试着把频道调到9,那个频道一般是转播飞行员和地面塔台的通话。据我所知,只有美联航是实时转播飞行员和地面通话的,虽然不是每一个航班都会转播,但十次基本上有八次是这么做的。每次飞越美加边界的时候,下面一般是标准的对话:

飞行员:联航885,高度3万英尺,一些其它数据

水牛城塔台:联航885,保持高度,联系前方多伦多塔台,频率xxx

飞行员:Good Day

水牛城塔台:Good Day

飞行员:多伦多塔台,这是联航885

多伦多塔台:联航885,这里是多伦多

飞行员:联航885,高度12000米,一些其它数据

多伦多塔台:联航885,下一堆指令

飞行员:联航885,复诵一遍指令

我每次到这个时候都会有两个念头,每次都有。念头一:要是飞行员把英制和公制搞糊涂了怎么办?念头二:不会的,飞行员都是专业的,更何况就是飞行员错了,飞机和地面估计都能发现错误

但事实证明这样的事情确实会发生。这两天在看关于火星探索的东西,一件事情让我觉得相当有意思:美国在1998年发射的火星探测器Mars Climate Orbiter在登陆火星的时候坠毁,后来追查原因,发现事情很简单――探测器的一部分是由洛克西德马丁公司负责制造,那里的程序员一不小心使用了英制单位,但NASA规定使用的是公制单位,这结果导致了对推力的读数实际读出的是磅,但是NASA却以为是牛顿,一磅大概相当于4.5牛顿。换句话说,在推力已经很大的时候,NASA的控制台还以为推力不足,于是探测器用诡异的姿势进入了诡异的轨道,然后就坠毁了。

这样一个错误大概不会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其它国家发生,只能在美国。美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美国还在坚持使用美式英制单位,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其它国家,几乎都已经转向公制了(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不法定使用公制:美国,利比里亚和缅甸,这三个国家并列在一起相当有趣,利比里亚刚刚结束内战,缅甸还是被军政府控制,然后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美国)。英制的鼻祖英国,早就通过法律使用公制,虽然老百姓可能还习惯于使用旧的单位,但是使用公制在多数场合都是强制的(我没有去过英国,这是我看到的,有说错的可能性),加拿大我知道已经相当公制了,只有在美国你是几乎完全看不到:公斤,摄氏度,千米,毫升这样的单位的,代之以的是:磅,华氏度,迈,盎司。更牛的是,这些单位和公制之间的换算是不很方便的:1 fl oz=29.57353ml,1 mile=1.609347km,华氏度=1.8*摄氏度+32。

其实从国际的角度看,美国坚持使用自己的度量体系是相当霸道的,大家都用公制,就美国用英制。你可以连缅甸和利比里亚在哪里都不知道,但是你几乎是躲不开美国的存在的。要是想跟美国打交道,东西就得按美国的尺寸标。美国人使用英制的成本,其实很大一部分都被外国人承担了。这件事情当然未必是一件大事,但是你要是看加入欧盟的一个条件就是必须使用公制,这件事情也未必是小事。

必须得指出的是,给定现状,强制美国换成公制未必就是对的,换度量似乎是件很耗时费力且花钱的事情。但是即便从全球福利的角度说,美国换成公制是利大于弊的,这件事情似乎也不会自动发生――这是一个卡尔多改进,而不是帕雷托改进。

当然,要是有秦始皇,事情就没那么复杂了。当我看到美国人因为公制和英制的换算把一个几亿美元的航天项目打了水漂,我就在想,美国是不是也需要一个秦始皇?还是这个世界需要一个秦始皇?还是美国其实自己就是个不称职很自私的秦始皇?

公平

前段时间,曼昆的博客上引了美国自由主义智库Cato Institute的杂志里P.J. O’Rourke写得一段话:

 

我有个10岁的女儿,她总是说,“那不公平。”每当她说这个,我会告诉她,“宝贝,你太可爱了;但这一点都不公平。你的家庭挺殷实的,这也不公平。你生在了美国,这更不公平。宝贝,你最好向上帝祈祷事情不要变得公平起来。”

 

我看了这段让我想起了好多事情,一件一件的说。

一、

我去年这个时候写过一篇“沉默的大多数”,题目是借王晓波的,说的就是我听到的一篇社会学博士论文里的发现:中国处于收入分配最底层的农民对于收入分配差距的抱怨最少,对未来最乐观,越相信市场,最不希望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而中国处于收入分配最上层的城市居民对于收入分配差距的抱怨却最大,越希望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如果借用上面的话,这件事情可以这么说:“愤青们,你们能上网,这不公平;你们能贷几十万的款买房子,这也不公平;你们生活在城市里,这更不公平。你们最好向上帝祈祷事情不要变得公平起来”。

二、

看到曼昆博客的时候,正好是我成为谷民一周年。麻省不允许无证放焰火,我和谷主就只能去北边“不自由毋宁死”的新罕布什尔州无证放烟火。晚上我们在一个乡村餐馆里吃饭,花了没多少钱,上的东西吃都吃不掉,有鱼有虾,大量面包,土豆泥,豆类和各式油炸食品。我看着桌上剩的一大堆东西,心里有点内疚。我拿起一个只咬了一口的面包,指着它对谷主说:“人类制造卡路里的能力早就足以让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不挨饿,可是这个世界上还有数十亿人吃不饱肚子,一个政府得造多少孽才能让自己的老百姓饿肚子啊”。谷主已经习惯了我这样的没有由头的语言,我心里那时在想三。

三、

我脑子里一直有个庸俗版的罗尔斯的“无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上帝把人造了出来,放在降落伞上投胎。然后你就被风带着,投胎到了地球,你可能成为一个美国人,也可能成为一个中国人,事实上,你可能成为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投胎到任何一个家庭。我就总想着,如果我在飞机上跳伞,在跳伞之前,我希望自己降落在什么地方(在我知道自己会是一个中国人之前,那个时候我没有国籍,没有肤色,没有性别,或者说没有身份)。我一直相信,不管你怎么批评中国和中国政府,在概率意义上,投胎在中国,特别是1978年之后的中国,应该算是在所有被投胎的人中间相对幸运的了。这么说吧,这个世界上比中国政府好的政府远没有比中国政府差的政府多,你投胎到像缅甸或者津巴布韦这样地方的概率其实比投胎到瑞典或者瑞士的概率高得多。如果上帝给我选择,一是随机扔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国家,一是注定成为一个中国人,我会选择后者。如果投胎也是赌博,投胎在中国,至少可以算小赢。

四、

我不喜欢有些人情绪性的骂政府,似乎像是生活在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一样,这是不尊重历史和事实,这是不知道坏政府能坏成什么样。但是,政府就是应该挨骂的,大家养着政府不是用来表扬的。大家都需要学习,那边要学习怎么接受挨骂,这边要学习怎么文明理性的骂人。上纲上线一点,这是一种政治文明。我们缺少这样一种文明,当爷的和当孙子的,时间都太长了。

以地震的名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感受,我自己是经常有的:去参加一个婚礼,去听一场音乐会或者去听了一位大师的讲座或者就是看场电影,有那么几个小时,你完全和你平时的生活脱离,进入了一种特别的情境中,于是就忘记了日常的痛痒。那几个小时是真实的,但又是幻觉。真实是它真的发生过,幻觉是你自以为原来的痛痒就会自然的消失,但是第二天一觉醒来,你会发现就还是你自己,该痛的地方痛,该痒的地方痒,生活其实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地震恒久性的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恒久性的改变了四川西北部的面貌,那是真真实实的人间悲剧。但所有把地震和宏观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宏论,我觉得都是幻觉。

我不觉得灾后重建能拉动宏观经济,前几日我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从留言中,再次提醒我一件事情:用语言说清楚一个动态一般均衡问题是很困难的――我脑子里想的是一个动态的一般均衡模型,然后引入了政府支出冲击(灾后重建)以及不同人群之间的转移支付(捐款),我快速的在脑子里过了一下自己读过的相关文献,我得出的结论是,即使我们接受凯恩斯的假设,即产出是由需求决定的(在新凯恩斯文献中这个假设可以通过垄断竞争来提供理论支持),我们接受人群是异质的(有人富,有人穷),如果我们愿意接受中国在震前的经济不是偏冷,市场正常运行的假设(我相信这是事实,中国经济在震前只能说有过热的嫌疑,经济越热,说明经济越接近新古典的假设,换言之,产能运用处于高位,这样产出更有可能是受产出决定的而不是受需求决定的,而在新古典的假设下,自然灾害是会使经济走慢而不是走快的),从理论的角度,我想不出来灾后重建对经济会有大的拉动作用,即便有也补偿不了存量的损失(存量的损失本身是流量),因此我的判断是重建拉动宏观经济即使在数据上体现出来了,也是一个会计游戏,不是真正意义上收入和财富的增加。我的博客当然不能像上面这样写――那样写对非专业人士就是故意在用术语吓唬人,对专业人士就是极不严谨很主观的在做文献综述――没人会愿意看这样的博客。

说实话,如果地震对宏观经济不会产生什么影响,那些关于地震要改变货币政策走向,地震要影响股市走向以及房市走向的论断就更加连边都摸不到了。我觉得地震对于经济的影响,就像一场电影对我的影响。在地震发生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地震之上,觉得似乎整个世界都变了,但宏观的看经济实际上什么都没变。灾区的人口占总人口不到1%,经济比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灾区的重建,算投入700亿吧,就算今年都花了,就算这真的能拉动经济(我前面说了,我不认为灾后重建能拉动经济),算1400亿吧(乘数为2),对GDP的影响也就两百分之一,也就是中国去年半个月的外汇储备。如果这么点变动就要改变中国的货币政策,就能改变中国股市和房市的走向,那中国每年发生的这个量级的事情那估计数都数不过来了-我们去年的财政收入增长了1万多亿,给定中国政府基本上收支平衡,这意味财政支出增加了将近万亿(根据财政部的数据,大概是9000亿);去年我们的外汇储备增长了合人民币3万多亿;去年一年国内沪深两市一级市场融资就是将近8000亿,比2006年多出1000多亿;去年进口原油和成品油还花了合人民币6000多亿将近7000亿,比前年多花了2000多亿。

历史的看,纵观美日欧和新兴市场国家,近代以来,自然灾害几乎从来没有造成过宏观经济上的严重后果-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我们国家著名的“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时期”,也根本就是人祸而不是天灾。

反正,各种以地震的名义制造的宏观经济话题,我是一个也不相信。生活不是电影,宏观经济也不是。

市场原则

我在看胡锦涛视察帐篷生产的新闻,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思。

我在问自己一个问题:帐篷厂现在应该不应该对帐篷提价?

我猜测大部分人都会说不应该,不应该发国难财。可是你要是仔细看那条新闻里透露出来的信息,现在浙江的帐篷企业应该都是在三班倒的加急赶制帐篷――那些工人大概都是农民工,一个月挣不了多少钱,他们当然有爱心,可是不提价对这些人公平吗?他们是不是不成比例的代全国人民承担了太多的爱心?旁观者千夫指一下很简单,干活的人可没那么轻松。

我觉得提价是应该的,至少应该够补偿工人加班加点的工资,差价国家从救灾款里补上就是,灾区人民不承担成本。这样等于是大家一起分担救灾的成本,而不是那些负责生产的企业。

昨天我就写到这里,然后原本准备把这段不成文的东西像其它几十篇东西一样打入冷宫,不放在博客上。然后今天又看到了下面的消息:银监会下文“因地震无法偿还的债务应予核销”。

这确实很人道,可是这不是瞎来吗?我们过去不是没把银行当作过慈善机构,最后四大国有稀里哗啦的给你弄下来两三万亿坏债(这是官方数据,实际数据只高不低)――你根本没法分清这两三万亿是怎么出来的,有多少是做了慈善,有多少就给银行系统自己给糟蹋了。农行说,我8000亿的坏债是你让我支农造成的,这话有人信吗?搀了多少水啊!

我仍然觉得银行仍然需要按照自己通常的做法办,合法的回收自己的贷款。你需要补贴那些因灾受损失的人,千万别让银行代发――你按人头发钱好歹心里还有数,你要是通过银行来发钱,最后是该核销的也核销了,不该核销的也核销了。银行自己是不会承担这个损失的,最后还是等着国务院大笔一挥把这些损失承担了,这件事情又不是做了一次两次了,农行的8000亿还在等着这支大笔呢。请注意,我并不反对国家出台办法减免灾区的债务,包括个人和企业的债务,但不是通过上面的办法。

灾区重建也许是要特事特办,特别是在救灾的初期。但这么想吧,国家说灾区重建要投入700亿。你要是想想国家免了农业税,也就是一年600个亿,国家一年投入到农村的基础教育经费也就是2000个亿,灾区重建其实是一项规模浩大的转移支付和经济活动。这700亿花得好和花得差讲究可大了。如果因为这是在救灾而忘记了这本身也是在重新配置资源,从而不顾市场原则,这700亿可以花得一塌糊涂,可以花成无底洞,可以分配得很不均。我清楚得知道此时的豪言壮语很多未必都能真正兑现,但从我看到的豪言壮语看,这些话真的要兑现了也很恐怖――我想起了《笑傲江湖》里的一段:

令狐冲给长剑插入肩胛,自背直透至前胸,受伤自是极重。盈盈看得分明,心急之下,顾不得掩饰自己身分,抢过去拔起长剑,将他抱起。恒山派众女弟子纷纷围了上来。仪和取出“白云熊胆丸”,手忙脚乱的倒出五六颗丸药,喂入令狐冲口里。盈盈早已伸指点了他前胸后背伤口四周的穴道,止住鲜血进流。仪清和郑萼分别以“天香断续胶”搽在他伤口上。掌门人受伤,群弟子哪里会有丝毫吝惜?敷药唯恐不多,将千金难买的灵药,当作石灰烂泥一般,厚厚的涂上他伤口。

要是灾后重建变成了“将千金难买的灵药,当作石灰烂泥一般”,也是一件挺恐怖的事情。

谣言问题

地震过程中出了好些“谣言”,打引号的原因是我也不知道这些“谣言”本身是谣言,还是辟谣的在撒谎。不过我自己还是主观的认为有一些事情确实是谣言。谣言简单的说分为“好”谣言和“坏”谣言,“好”谣言是撒一个让人感动的谎,“坏”谣言是撒一个让人愤怒的谎。早上起床,收到了天则所的邮件,发现还有第三种谣言:冒名顶替。网上流传着一篇署名茅于轼的《纳粹都不如》,其实你去看一眼文章就知道,茅老的语言什么时候那么煽情过,一看就是伪作。

我不想假装自己知道制造谣言的人的动机,我能想象出一些,但是那也只是想象而已。前段时间我写过一篇“相信谎言的人”,谈论了一些和谣言有关的问题,但是今天我想换个角度说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处在一个悖谬中。

我一直以来都相信在中国谣言格外容易传播的很大原因是我们没有独立的媒体,如果出来辟谣的人也是经常不说真话的人,这谣是辟不掉的。美国这种情况就相对好,谣言一有市场,必然媒体就会跟进,一旦媒体进去了,如果是谣言很快就会被揭穿。通常的情况是,网上会流传一些东西,然后媒体报道,经常一些东西就被发现是假的,然后事情就结束了-比如说有一段时间流传奥巴马是个穆斯林的谣言的那样。在中国,没有这样的机制,谣言一旦产生,借助网络的威力,很多谣言会盘桓良久,或者干脆就被当作是真相-反正也没人知道真相是什么。

但造谣是违背言论自由的原则的,言论管制当然违背言论自由,但是在公众场合撒谎也是违背言论自由的-自由是有边界的,如果你的自由妨害了别人的自由,这就不是在实践自由了,而是在践踏自由。这么说吧,你有人身自由,并不代表你可以随便就跑到人家家里在主人的床上睡一觉,你是自由了,但是你让人家很不自由。从恶劣程度上说,言论管制和造谣惑众很难说哪个更恶劣。

我昨晚躺在那里想,给定目前的制度状况,怎么才能遏制谣言?是惩罚造谣者吗?可是我们没有一个公正的裁判,如果我们允许惩罚造谣者,那也许恰恰给了言论管制者一个强有力的管制工具――以辟谣的名义审查言论。所以,我自己很快就否定了惩罚造谣者的想法。但是,我相信,谣言会给管制者足够的理由去进行言论审查的。

所以,我看到的是中国一方面言论受管制,一方面谣言很盛行,然后这两件事情还是互相加强的,谣言越盛行管制者就越觉得需要管制;管制越严,越缺乏独立的声音,谣言就会越有生命力。

这件事情终极的解决方案是很明显的,就是放开管制,允许独立的媒体成长。但在短期,一点点能做的事情大概就是:转载的文章时候要标明最原始的出处,不转载来源不明的文章。

衙门非盈利机构

我过去说过我很早就不给希望工程捐钱了,原因用一句话说就是我不相信那个机构能把收来的钱花在孩子头上。事实证明,那个机构确实把很多钱花在了自己头上而不是孩子头上。这次地震捐款也是一样,在经过短暂的非常感性的阶段之后,我就开始琢磨怎么捐钱才是有效的这件事情。我当时都有点痛恨自己,我感性的部分完全无法容忍我自己的这种算计,所以我干脆放弃了想这件事情,我当时做出的唯一决定是一定不把钱捐给红十字会,因为那也是个完全没法让人信任的衙门机构。不过,我的师姐在花了两天时间之后,向我推荐了几个她认为比较靠谱的机构-一个是海外中国儿童救助基金会(OSCCF),一个是台湾的慈济(Tzu Chi Foundation),还有一个是牛博网(http://www.bullog.cn/)。

我昨天其实开始想一个相反的问题:红十字会是个衙门机构似乎是个“公共知识”,对于美国有玫瑰色幻想的人请注意,美国的衙门非盈利机构比中国只多不少,从谷主几乎每天都能收到的印刷精美的各种机构宣传材料就不难判断,这些机构在很奢侈的花钱,在美国境内花钱(我私下里听系里的一位做发展的教员说过,一些以支持发展中国家为名的非赢利机构最大的开销其实在美国境内,人头费加上各种公共关系推广,收来的钱最后只有一小部分最后花在了发展中国家头上,但这是私下的交谈,没有证据,但是我相信他说的),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衙门机构没有消失,没有被那些不衙门的机构取代?

当然,有些机构是有政府支持的,这就可以解释这些机构为什么能存在下去,但政府支持不是故事的全部。国内纯粹非政府的衙门机构现在还没有什么,国内的NGO本身还在成长的初期阶段,但美国还是有很多衙门机构背后是没有政府的,为什么这些衙门机构还能存在?

我对此事一个非常肤浅的认识是:机构只要做大了,就会衙门化,特别是非盈利的组织。我的一个假想问题是:假设我们让牛博的人从头到脚接管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会不会就变成一个不衙门的机构?我很难说服自己说这样就能改变中国红十字会。经济学的训练让我更相信激励结构而不相信个人,也许牛博接管红十字会能让过程更透明,资金流向更明确,损耗更小,但我不觉得这能在实质上改变这个庞大机构像个衙门的问题。机构小的时候,个人的素质还能影响机构的表现。但是机构一大,到头来还是激励结构在起作用。昨天碰巧和一位在香港金管局工作的朋友一起吃饭,香港的政府大概是世界著名的廉政透明,听朋友介绍的那些廉政规范都有点苛刻和不近人情,但是这改变不了衙门的特性,这位朋友的结论是只要是政府都一样。我对美国的政府机构有一样的体会(这篇看看政府是怎么浪费的反映了一个侧面)。

如果我上面的想法是对的,就是大的非盈利机构必然衙门化,那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究竟需要不需要大机构,还是只要小机构就行了。我很难说服自己只要小机构就行了,特别是应对大规模的紧急事件。尽管我觉得觉得完全不应该在任何程度上低估民间的力量,但大机构还是有大机构的优势的,不是一无是处。

我无意于为红十字会辩护,就像我下定决心也不会把钱捐给红十字会一样。但是我上面的这一系列想法让我稍微不那么“愤”了-我们如果没有觉得大机构完全不必要存在,那就得预期到这样的机构会是很衙门气的。

这次地震看到的一点希望是,民间力量的成长也许会把这些衙门机构存在的空间和占用的资源在比例上逐步压缩。这是一个积极的现象,红十字会大概会继续衙门下去,但是他们的地盘会越来越小。让衙门变得不衙门是不太现实的,但是让衙门少管管不好的事却是非常可能的,这大概才是出路。

自然灾害重建拉动经济?

1998年那年长江发洪水,后来媒体就请一些经济学家出来分析洪水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当时有不少人说:发洪水对经济未必是坏事,因为要重建,重建拉动内需,所以反而有可能拉动经济。

那个时候,我学经济才第二年。我当时觉得这个论断违反常识,虽然我知道常识经常是不靠谱的,但是我现在仍然相信这个论断违反常识,好在我现在已经学了11年经济学了,我能说出来这件事情为什么是不对的了。

我在很早的时候想明白的一件事情是,前面的论断极有可能是个会计游戏。这么说吧,假设你有一辆车因为事故报废了(自然灾害),保险公司把钱陪给了你,你又去买了一辆一模一样的车(灾后重建)。对你而言,整件事情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你之前有一辆车,之后还是只有一辆车。然后那些经济学家其实在说,我们把买新车这件事情算入GDP,但是把车报废那件事情不算入GDP,这样GDP里就多了一辆新车(心里想着乘数效应的人请稍等),这样经济就被拉动了。请注意:经济学里不是这么定义GDP的,统计局也不应该这么计算GDP,而是这些经济学家自己搞糊涂了。真正的GDP计算,车辆报废那件事情,取决于你怎么称呼,折旧也好负投资也好,总之是要从当年的GDP里扣除的,买车这件事情记成消费也好,记成投资也好,是要记入当年GDP的。这一正一负,在GDP里正好抵消,对GDP的统计不应该有影响。

当然,上面的故事不是全部,很多人心里还有一个凯恩斯的故事:我买了一辆车,汽车厂就要多生产一辆车,这会帮助增加汽车厂和里面工人的收入,他们又会花钱,然后又会增加其他人的收入,如此下去,我虽然只买了一辆车,但是对整个经济造成的拉动效应要超过一辆车,所以还是能拉动经济的。

凯恩斯的故事显然是有前提和应用范围的(如果不是错的,很多人坚信凯恩斯错的连家都不认识,当然能有资格批评凯恩斯的人并不多,很多人其实也就属于群殴性质。弗里德曼就认为凯恩斯错的不认识家,虽然凯恩斯仍然是他愿意一起吃晚饭的四个经济学家之一,剩下的三个是:斯密,马歇尔和斯蒂格勒。全美国已经没有几个经济系还教博士生凯恩斯的理论了,我所在的这个城市是个例外),不意识到这一点,你可以得出无穷多的谬论:比如说,我们要是把生产的东西全都扔到海里(或者用各种方式毁了),这样也能拉动经济。我们雇无穷多人,挖坑再埋上,再挖开再埋上,这样也能拉动经济。我们吃饭,吃一半扔一半,这样也能拉动经济。

这里我不想用新古典理论来反驳上面的故事,新古典理论会说:你一年到头,开足马力生产也就能产1000辆汽车。自然灾害之后,说不定还影响你的产能,变成只能生产900辆汽车了。因此,不管自然灾害毁了多少汽车,1000辆也好,10000辆也好,这些“需求”是不会变成产出的,最终的结果就是一年900辆汽车。乘数效应根本不存在,因为价格的变动早就把那些多出来的需求给摁回去了,有时候这也叫挤出效应。

我想说的是,凯恩斯的理论不可以被简单或者庸俗的理解成需求拉动一切的理论,否则就会有前面说的那些奇怪的推论。在市场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正常工作,原有的秩序被破坏的情况下,比如说大萧条,政府介入大规模的调控需求,与其说是调控需求,不如说是帮助市场恢复秩序。这个时候凯恩斯的药方也许是适用的,虽然未必是因为他想的原因。但,局部的自然灾害并不属于这个范畴。

在市场正常运作的情况下,灾后重建对总需求未必会有任何显著影响。重建的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些钱是别人捐出来的,是政府通过赤字,发债,税收或者从别的开支中拿出来的。这些钱,如果不进入灾区,也会被通过各种方式在经济中流通,被花在别的地方,除非大家都是从枕头底下拿出钱来捐款。在承认我完全支持灾区重建努力的前提下,我得说,单从拉动经济的角度考虑,把钱花在地震灾区未必是最有效的花钱方式。新奥而良飓风之后,就有不少经济学家反对重建新奥而良,而是把重建的钱发给灾民,让灾民自由选择居住的城市和把钱花在什么上面,理由是新奥而良是一个一直在衰落的港口城市,花钱重建一个衰落的城市并不是最有效的花钱方式。此次地震灾区的地理条件很恶劣是大家都看到的,如果只考虑经济因素,投很多钱在这些地方重建很难说是有效的。我再说一遍,我支持重建,但背后的理由不是经济上的。说了这么一大堆,无非是说,所谓灾后重建拉动内需极有可能只是一个幻觉,需求不是这么被创造出来的,就像浪费不能浪费出经济增长一样,有些经济学家大概忘了一个术语叫做“机会成本”。

地震,在各种意义上都是灾难,不知道这次会不会又有经济学家跳出来说:地震可以拉动内需。要是有谁看到了,留个链接,大家可以一起去瞻仰。

奇文共欣赏

最近有两篇很引人注目的论述人民币要贬值的文章。一份是前几天出来的中行的一份报告,引起了很多关注。

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高级分析师、研究员谭雅玲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目前人民币升值已超过可承受范围,不利中国经济的短期稳定及长远发展,因此,政策管理层可考虑,在合适时机采取一次性贬值对策,打消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以维护中国经济调整和企业利益需求。”

前面半句“目前人民币升值已超过可承受范围,不利中国经济的短期稳定及长远发展”我不做评论,谭研究员觉得汇率水平不合理,那是她的判断,这东西见仁见智,没什么好吵的。我一直是一个觉得应该升值的人,也不用多说了。问题是看后面这半句:在合适时机采取一次性贬值对策,打消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我怎么看怎么就觉得这句话的逻辑是这样的呢:我决定在合适时机不吃早饭,打消国际社会对我会吃午饭的预期。这招耍猴子也许是有用的,骗自己大概也行,骗人是没戏的。

昨天我就看到了人民币要贬20%的大论,今天又有留言提及,查了一下,作者万晓西还是一个南方基金公司的。也是这位万晓西说过“27年间中国城市CPI被低估10倍,年均低估9.5个百分点左右”,换句话说,如果你相信他的数字,中国城市居民在2007年的实际收入还不如1980年-1980年是个凭票供应,没有手机,没有家电,没有私车的年代,我还记得我家的粮油本每个人每月半斤油,爸妈一人一个月28斤粮食,一家人住在一间房里,我妈可以凭我的出生证买20个鸡蛋,我出生证上的小脚印边就扣着一个大章:鸡蛋已买。我现在看到这张出生证都觉得是个艺术品-不写在这里,再过几十年估计都没人能明白我出生和买鸡蛋有什么关系了。2007年中国城里人的生活水平是什么样的?当然,有困难的,但是即便再反感中国经济建设成就的人大概都不能否认中国城市居民在这27年里生活水平上升了不是一点两点。一个能够得出中国城市居民在2007年的真实收入还不如1980年的人,对数字的感觉还真是有点与众不同。

现在回头说汇率吧。要是万晓西真的相信自己说的,那很简单,你觉得人民币要贬20%,那你南方基金就持外币就是了,人民币贬20%,你持外币立刻就有20%的回报率,让南方基金也牛一次,也索罗斯一次。人民银行正愁着到处都觉得人民币要升,所以大家都来抢着把外币换成人民币,搞得人民银行手里一大堆外币,俗称外汇储备。南方基金要是认准了人民币要贬,持了外币既可以为自己赚钱,又可以为人民银行分忧,一举两得。怕就怕的是,一边嚷嚷着人民币要贬,一边一点行动都没有。

我这几天其实还看到了其它好几篇关于汇率的“奇文”,我看完之后觉得很浪费时间,就不在这里浪费大家的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