搓澡的冠军和政绩工程

前天才写了磁悬浮的事情,今天在网上看了一些搞笑专家的论证,实在让自己不知该笑还是该哭。但是昨天又在网上看到一则更让人难受的消息,曾经的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退役后只能在一个澡塘里当搓澡工为生,每月只有几百块的收入,住在不到5平米的房子里。   我难过的不是因为全国冠军就不应该搓澡,似乎全国冠军就应该比农民工的地位高,农民工搓澡算是好事,因为至少比在农村种地挣的多,举重冠军搓澡就是境遇悲惨。我难过的是下列事实,而下列事实是导致邹春兰悲惨境遇的重要原因:1.不到小学3年级文化。我不想去揣测邹春兰究竟当年是不是一个好学生,但是小学都没上完,连义务教育都没完成几乎一定是因为,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被当作职业运动员训练。2.她的女性性征不明显,男性性征却有一些,这几乎一定是因为她过去在训练中因为要出成绩,而服用了某种药物。而且,让她服用这种药物的人,多半是她的教练或者体工队的领导,因为只有这些人才知道什么药不容易被查出来,也只有这些人能够摆平那些药检的专业人员。   邹春兰让我们看到了体育届悲惨的一面,不要满眼都是姚明,刘翔,亮晶晶,邓亚萍这些人,这些人真的是少数。我从小到大接触过一些运动员,我深切的知道中国的运动员训练制度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制度,是个一将功成万古枯的制度。奥林匹克金牌的背后,是无穷多没有出头运动员一生的辛酸。这些人,大概都有邹春兰差不多的命运,或好或坏-从小就开始接受训练,并且是全职的训练。他们除了自己从事的运动,其它的生存能力几乎没有。这些其实不怪他们,因为他们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体委的领导不需要关心一个运动员25岁之后的人生,对他们而言,牺牲了一万个人的人生,要是能换回一块奥运金牌也是值得的。或者牺牲1000个人的人生,换回一块全运会的金牌。我猜测他们会对运动员区别对待,最有天赋的,他们也许不会逼他们吃药,因为这些人自己就能出成绩,而且今后是要拉到国际赛场去比赛的,吃不得药。邹春兰恐怕就是那种成绩尚可但并不顶尖的人物,于是吃了药就出了成绩。她对药的副作用在她吃的时候可能完全意识不到,但是现在这些副作用就都显示出来了。   邹春兰和阜阳那个破烂的机场有什么区别?和那些政府当年推动但是从来无法盈利的企业有什么区别?和用几个漂亮大学来象征教育的进步却从来不提农村基础教育的薄弱有什么区别?   王怀忠靠那个机场赢得了政绩,最后升任了安徽的副省长,直到最后被枪毙。一任领导,拉来一个项目,就能让任上的GDP和招商引资数字好看一些,然后就能因此而获得升迁,有谁会在乎这些项目究竟能不能赚钱?教育部为什么那么有动力把钱投在大学,却不愿意切实解决农村的基础教育问题?还不是要把钱花在用眼睛能看到的地方。   所有的这些事情逻辑都是一致的,而且都是一个逻辑。邹春兰的悲剧,是中国正在发生的很多悲剧的一个缩影。不转变政府职能,不为政府的角色重新定位,这些事情还会继续的发生。   中国目前正在快速的增长,这些悲剧会被增长的本身化解。一旦增长变缓,这些事情的危害就会显现出来。就像过去国企还好的时候,退役的运动员可以安排在国企上班,这样皆大欢喜。国企本身就不在乎雇一个也许并不合适的人,反正赚或者赔最后都有国家兜底。而国家通过这样,等于变相的补偿了运动员。但是当国企不再好,国家又舍不得拿出额外的钱的时候,一个个邹春兰就会先后出现。我知道很多类似的情形,虽然如同邹春兰这般惨的并没有。   基于此,我期望中国还能快速的增长。虽然我知道这样的增长慢慢的会变缓,我希望在变缓之前,中国能有一个定位更明晰的政府。也许当我们不再有“十三五规划”的时候,就是政府弄明白自己该干嘛的时候了。

做爱经济学

写下这个题目之后,自己不禁有种写黄色小说的感觉,同时这个题目又和网上诸多看似用经济学来分析问题,实则对经济学一窍不通的文章颇为形似。不管如何吧,我还是觉得这个题目比较符合我要说的东西,姑且用之,吸引眼球吧。估计以后Google到我Blog的色狼会剧增,也让他们学习一下经济学吧。   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下午,我有点百无聊赖的坐在办公室里,虽然早就信誓旦旦的要开始自己筹划已久的新研究课题,不过还是有点慵懒的什么也不想干。最简单的消磨时间又不让自己感到内疚的方法当然就是读论文(我也很鄙视我自己,竟然觉得读论文是件很有前途的事情)。于是我无精打采的找出一篇自己觉得也许会有用的文章,然后发送到经济系那几台每天要瘫痪无数次的打印机中的一台,然后就是等待-希望打印机能够工作。   在等待的过程中,我随手抄起一份堆在打印机旁的论文,这些论文多是在打印机崩溃期间,学生发送到打印机里的,等到打印机修好了,就自动的打了出来放在那里成为无人认领的东西。我随手拿起的这篇论文就是现在被我称作“做爱经济学”的文章。文章正式的标题是-药片的力量:口服避孕药和妇女职业以及婚姻的决定。作者是两位哈佛大学的教授:Claudia Goldin和Larry Katz.顺便说一句,这两位教授是一对情侣。   让我把他们的故事讲一下,这篇文章其实是一篇实证的文章,我现在预告一下结果,文章发现避孕药的发明显著的增加了女性接受更高等的教育并追求更职业的工作的比例,同时避孕药的发明还推迟了女性结婚的年龄-这不仅适用于那些去读研究生的女性,也适用于那些不读研究生,甚至也不吃避孕药的女性。   这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呢?两位作者说,这背后其实有两个故事,一个是比较动物性的故事,另一个是比较经济学的故事。因为我没有仔细读这篇文章,所以我的转述有可能是错的,要是说了什么荒谬的话,不是两位教授的问题,而是我的问题。还有这个故事适用于60年代。   动物性的故事是,人们喜欢上床,但是人们又不想轻易的怀孕。在没有口服避孕药之前,并没有特别稳定,有效和不麻烦的避孕方法(我对于避孕套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完全没有知识)。所以上床就意味着容易怀孕,而未婚怀孕又是一件非常崩溃的事情。所以人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不然不上床也不结婚,要不然就结了婚合法的上床。当然,女性也希望追求自己的事业,但是在权衡之下,很多女性还是选择了早结婚,然后慢慢的就变成了家庭主妇。但是口服避孕药的发明,使得整个故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鱼和熊掌现在可以兼得了。于是很多女性开始选择推迟结婚的年龄,读研究生,并追求更高的事业。   但是这不是故事的全部。为什么那些不读研究生的女性也推迟结婚的年龄呢?这就需要一点经济学了(也许也不算是经济学。严格的说,这个故事里面运用了均衡的概念,但是不需要知道这些概念的人应该也可以讲出类似的故事)。婚姻是个配对的过程,找到如意郎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并不是好男人头上会贴着一个标签:我是好男人。在没有避孕药之前,因为前面动物性的解释,女性结婚偏早。这个时候,对一个性冷淡的女性而言,她是应该早结婚还是晚结婚呢?答案是,她还是应该早结婚。为什么?因为别人都早结婚,所以好男人们三下五除二就结婚生子了,所以要是不抢着下手,转身就不剩下什么能挑的了。这让我想起了大学里的那些漂亮女生,你要是看上了一个漂亮女生千万要立刻下手,因为,一旦不下手,转身这个女生就会被一群虎狼之士中的一位追去了。这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当口服避孕药发明之后,故事就不一样了。一部分女性开始推迟结婚的年龄,因为希望读更多的书或者干一番事业。这部分在婚姻市场的消失,使得市场里竞争不再那么激烈,于是剩下的女性也可以不像过去那么着急结婚,而是慢慢物色自己的如意郎君。这一举动又有自我加强的效果,于是结婚年龄就会更加推迟,并且这个过程会影响每个女性的婚姻决策,不管她是否想要追求更高的事业。这也是我们所观察到的。   事实上,这篇文章最难的部分是用数据证明前面的观点,在这里我就不说了,因为自己也没有仔细看。            

政府就别磁悬浮了

7年前的一个下午,我从北大物理楼的某个房间里走出来,手里提着一个开水瓶。我晃悠晃悠的走到物理楼后面,到了一个罐子前面。拧开龙头,流出来来冒着“汽”的液体。于是我就打了慢慢一瓶这种液体回到了刚才出来的那个房间。在那里等候的老师,把一节橡皮管放到了一个玻璃皿里,然后将这种液体倒入玻璃皿中。很快,冒着“热气”的液体就挥发殆尽了。老师用镊子夹起橡皮管,向地下摔去,原本柔软异常的橡皮管,竟然甩成了脆脆的摔成了好几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液氮,也是唯一的一次。接着,老师用从柜子里拿出一块黑不溜秋的东西,告诉我们那是超导(低温的时候是,常温的时候不是)。后来从同屋的周淳那里知道,这个东西黑不溜秋很正常,因为超导确实是“烧”出来的。老师把一块磁铁放在了超导上,又用液氮将超导体浸没。我想科学的奇迹就在于此,霎时间,只见那块磁铁一下腾空而起,悬在了半空中。这是我第一次见识磁悬浮,也是唯一的一次。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真假不确定,现在姑且当作是真的,说准备在上海和杭州之间修一条连接两地的磁悬浮线。我一看,脑袋一下就大了。我担心,这又是一个以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绩工程。   我并不知道磁悬浮技术有多成熟,这不重要。我也不关心磁悬浮造价有多高,这也不重要。我关心的是这件事是政府要干的,还是政府批准之后,私人来干的。不要跟我说,上千亿的投资,私人干不起。你看着,要是政府把中石油做价1000亿卖掉,你看看能不能卖的动。这就是金融的力量,自己有多少钱并不是关键,关键的是投资的项目有没有回报。   为什么造价和技术都不重要,而是不是政府做却那么重要?假设你是西门子或者某一个国内的公司(从各种原因考虑,有人也许会反对让外国人做这件事),现在政府把地征来了,然后告诉你,你现在可以用这个地修一条磁悬浮的铁路,所有的投资你来完成,这条铁路未来的收益也全归你。你说这个公司干不干?   我想这个公司会干很多事情,首先他们会非常慎重的估计技术的可行性,会估计造价,会估计融资的成本和方式,更重要的是会很仔细的估计未来的收益。估算收益这件事情,是需要做模型的,恕我直言,国内应该没有人会做这件事情。即使估算出来了,这个东西也只是一个大概,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也就是风险。在考量了成本,收益和风险之后,这个公司最终会做出接不接这一单的决定。所以,我说技术和造价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任何一个愿意接这个工程的公司都会把这些东西纳入考虑的。说实话,要是回报足够高,即使现在还没有磁悬浮的技术,我想这个公司甚至会先投资开发磁悬浮技术,然后再开始这个工程。   但是这件事情一旦是政府干,所有的故事都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我不想说太复杂的道理,总之,政府是一个不怕赔钱的机构,因为陪得也不是自己的。当一个机构不怕赔钱的时候,干赔钱的买卖就太正常了。修学校,如果赔钱,那也是应该的。因为学校有经济回报以外的社会回报。修磁悬浮这件事,要是赔了,那就是真赔,这种经济上的损失就是社会的损失,因为这笔钱原本可以用在更好的地方的。   我其实不反对磁悬浮,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酷的东西。但是请记住,千万别让政府来磁悬浮,要真是那样,你的钱也就“悬”了。

哈佛抛出中石化

最近的一期Harvard Crimson上报道,哈佛抛出了所持有的中石化股份。   故事要从去年的一场大规模的学生示威和签名活动说起。抗议的原因就是因为哈佛持有了中石油的股票,而中石油在苏丹开发油田。这一举动为苏丹的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资金,而这些资金又被政府用于了内战。所以,这些学生抗议的理由是,哈佛不应该持有一个支持苏丹内战公司的股票。今年,和苏丹政府有联系的武装力量在苏丹Darfur地区进行了种族屠杀,而中石化和苏丹政府的联系掀起了第二场抗议的狂潮,大约1200名师生签名要求哈佛抛出中石化的股份,于是哈佛又迫于压力出售了全部所持有的中石化股份。校长Larry Summers说: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虽然哈佛持有的中石油或中石化的股份很少,这些股份的持有还是抛出对哈佛200多亿美元校产的回报率的影响可以说根本不存在,这一举动对中石油和中石化股价也不会有任何影响,一个盈利良好公司的股票是不怕没人买的。但是这件事情的象征意义却非常的重要。   哈佛的学生毫无疑问是美国的精英,他们对于中国的印象在不远的将来很可能通过教材,论文,报纸,政策,法律等等成为美国这个国家对于中国的印象。对于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大国,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不是自己说和平崛起就能让别人对你毫无戒备,对于自己在国际场合的所作所为必须格外的谨慎。我不记得在一个什么场合,有人打比方说,如果一个20个轮子的大卡车,用每小时140公里的速度,从超车道上呼啸而过,即便你在行驶道上正常驾驶,你也会感到不太安全。中国现在就是这个20轮大卡。   我对于中石油和中石化在苏丹这样的国家开采石油,本身是非常反对的。理由有二。1.就是哈佛学生的理由。为什么要去变相的支持一个在国际上极度不受欢迎的苏丹政府?这给国际上留下的中国形象造成的伤害,以及信任的丧失,也许是用那点油都无法补偿的。2.我们究竟需不需要那么疯狂的在全世界找油,甚至在苏丹这个安全环境极度差的国家里也要冒着风险开采。我对于从分散风险的角度多渠道的进口石油没有意见,委内瑞拉也许会刮飓风,波斯湾也许会有战争,非洲也许会有内乱,俄罗斯的产量并不稳定,所以我们应该多元化进口石油的途径。但是像进入一个内战还没有真正结束的国家采油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点太疯狂了?这哪里算是减少风险,这根本是在增加自己的风险。   我明白,去苏丹开油会有一万个理由。但是,让世界各国感受到中国是一个和平,安全和负责任的大国 也许比所有别的事情都更重要。如果做得好,潜在的敌人不会变成真的敌人,潜在的危险也不会变成真的危险。难道这不是我们最希望得到的吗?

GM也买断工龄

三四天前,GM,汽车工人联合工会以及GM已进入破产保护程序的配件供应商Delphi达成了一项协议,GM准备出钱买断一大批小时工的工龄,让这些小时工提前退休。大约有十万小时工可以根据这项协议领取三万五千至十四万美元的补偿金并离开GM提前退休,补偿金的标准是根据工龄确定的。   看到这则消息,让我觉得非常的有趣。GM是一个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企业,企业拥有自己的养老基金,工人一进企业就拿着高工资,享受着很好的医疗保险,不太用担心失业问题,因为工会不会允许企业随便裁员。老了之后便由企业养起来,直到生命终了。在底特率的黄金时代,进入GM的工厂就像进入了一个保险箱,那是一个标准的美国梦-在这个生活在轮子上的国度里,GM象征既象征着美国的工业,也象征着美国依赖于汽车的生活模式。而且在这样一个企业里工作,福利和薪水的优厚,也使得这里的工人享受着美国标准的美好生活。    然而时过境迁,市场并没有因为GM的特殊地位而给他任何眷恋,在去年上百亿美元的亏损面前,这家汽车制造巨人意识到,不改革便是死亡。改革的一项主要目标就是将目前过度庞大的员工裁去一大部分。然后,裁员对于这个在20年前也许从来没有考虑过裁员的企业竟是如此的艰难。这中间不仅有工会的巨大作用,同时显然也因为GM对其工人过于慷慨的承诺。   GM最后想出的办法,竟然和中国的国企改革中普遍采用的方法一样:买断工龄,提前退休。当然,GM的雇主和工人之间也许有更为平等的谈判,但是从实际支付的补偿看来3万5千美元应该还不到一个工人一年的收入,而14万美元至多也就是一个工人2-3年的收入。在中国的改制过程中,凡是资产不是负到不能看的企业,买断工龄通常也就是根据工龄,一个工作20年的工人,一般也就是拿到2年的工资,如果我没有记错,拿的最高的工人在一些城市至多可以拿到36个月的工资。如此看来,GM的买断工龄的方案和中国买断工龄的方案,不仅在形式上很像,连在最后补偿的金额上都非常的可比。这种巧合真的是让我感到诧异。   最后说一下,GM拥有以下品牌,让大家看看这个深陷泥潭的巨无霸竟然生产着这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汽车品牌:别克,卡迪拉克,雪佛莱,GMC, 大宇,旱马,欧宝,庞迪克,Saab,Holden,Saturn 和 Vauxhall

愤青横行+幼稚媒体的时代

今天终于看到了那个写下了《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的薛涌的博客。Google了这位留美学者的背景,本以为敢写这种书的人多半应该对贸易下过一点功夫,今天才诧异的发现薛涌原来是一位历史学家。如果没有看错,他现在就在与Cambridge隔河相望的一所很多人也许没有听说过的大学Suffolk University里任教,根据Suffolk University网页上的信息,薛教授似乎还没有拿到他的博士学位。不过,历史的学位耗时很长这是一个事实,薛教授花了那么多时间写自己恐怕也谈不上懂的东西,那拿学位的时间恐怕就要更长了。   薛涌的博客中关于经济的部分,对我这个学经济的人而言,属于惨不忍“读”的-那是一个对经济狗屁不通但是却又装出一副正义感最后加上半罐子醋的美国自由主义思维方式的大杂烩。   然而正是这一系列似是而非的东西,每一条都成了卖点。为什么?现在经济问题一定要由非经济学家来谈,因为经济学家的良心早就被狗吃了。但是不懂经济怎么能谈经济呢?没关系,只要有正义感就行,讲良心就行。这让我想起了当初尼克松为了投美国民众所好,针对通货膨胀所采取的讲“良心”的限价政策。良心很简单,不是物价上涨吗?那我不许你涨价不就行了。结果人们看到的是加油站里的长队。我曾经跟巴罗在一起吃午饭的时候说到他在中国的言论-我说你在中国说了些什么啊?没人听得懂。巴罗说:这难道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吗?一个大家都懂的事情,还要我们研究什么?是啊,要是靠良心说话就是好学者,还要学者干什么?一个卖菜的大概也知道什么是良心。最后一条,薛教授吃过洋面包喝过洋墨水这件事情也很重要。被媒体称作“主流经济学家”的中国经济学家其实主要是指“海龟经济学家”,薛涌批驳海龟经济学家,就是一场标准的海龟们狗咬狗,何其热闹。   本身学术争论应该是一件有益的事,而不是坏事。但坏就坏在中国的学术争论的裁判员竟然是媒体,看看薛涌得意的说,为什么我说的是对的?因为网上大部分人都支持我。媒体本身因为其职业特点,就经常会有选择报道一些事情,而中国还处于幼稚阶段的媒体将断章取义,人为扭曲甚至主观臆想这些事简直做得无所不用其极。说一个我听曼昆说的他对于媒体的感受吧。   曼昆在白宫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边界有时候很模糊。比如在我们的统计中,如果你是在一个工厂里生产出面包,然后运到超市里卖,那这个面包工厂就算是制造业。但是,你要是开了一个面包房,前店后厂的生产面包并卖面包,这个面包房就归入服务业。同样都生产面包,却被划分为不同的行业,所以,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划分并不是那么有清晰界限的。《金融时报》的记者离开记者会后,告诉总部今天无新闻。的确,曼昆说了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是《洛山矶时报》一位记者却不这么认为,第二天《洛山矶时报》就登出一条非常醒目的新闻:布什政府正准备通过改变对制造业的定义来掩盖制造业工作的流失。于是几天后,一位民主党参议员拿着这张报纸站在国会的讲台上质问曼昆,你们究竟是什么居心?曼昆非常无奈的回答到:参议员先生,在您吃面包的时候,您会关心它是来自制造业还是来自服务业吗?如果您并不关心,那就是我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的。   在媒体高度发达,且记者的职业操守平均也许也要高得多的美国都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更何况是在中国这个媒体市场还不很成熟的国家?   有卖点的薛涌们+尚不专业的媒体,好一片热闹景象。  

天气预报和经济预测

BLOG的点击日渐上升,写作的热情却有些下降。今天,Cambridge有点倒春寒,听说北京最近以也要起风沙。我非常不科学和不精确的观察告诉我,尽管相隔半个地球之远,Cambridge的天气和北京的天气却有着很好的相关性,那边降温这边多半也要跟着降温,那边来风经常似乎一夜之间就能吹遍半个地球。我还是很习惯的看两地的天气预报,虽然我知道,其实看看北京的天气就知道Cambridge的天气了。   昨晚在车上,一位化学系问我经济学究竟能对经济做出多准的预测。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就问这么一个问题吧-经济预测和天气预报哪个更难,哪个又更准。   经济预测难吗?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并不难。你走到大街上,抓住一个卖菜的,你让他预测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会是多少,要是他不知道去年的增长率,你可以告诉他是9.9%.我猜测这个卖菜的,多半会说,那今年和去年应该差不多吧,也增长9.9%吧.这个数字正好也是宋国青教授的预测,而宋国青是根据他二十来年的经验和数据分析得出来的这个结论。为什么一个卖菜的和中国最好的宏观经济学家做出的预测竟然会是一样的?很简单,经济增长率这个东西对各国而言都是一个非常具有惯性的东西,用去年的增长率猜来年的增长率,到不了十环,命中七八环的概率还是很大的。天气预报在这个意义上就难多了,要是用今天的温度猜明天的温度,那估计还是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但是要是因为今天晴天猜明天也是晴天,那估计是要猜残废的。所以,这么说来,经济预测要比天气预报容易多了,是个人都能做。   但是经济预测却又比天气预报难多了。我想大概可以从理论上证明,短期的经济预测几乎不可能是准的。这里面不光是因为市场是由亿万个我们根本还没有完全理解的行为主体组成的,也不光是因为政府的政策可能发生许多不可预测的变动从而对经济产生事前无法预料的影响,更是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不可观测的冲击影响着市场的某一个角落,并通过这个市场扩散到市场的其它角落。陈平总是说,白噪声不可能激发起振荡,这也算他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批评。我觉得他也许不应该把市场看成是一个弹簧振子,人对于冲击产生的反应,以及别人对这个人反应的反应,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别人的反应,会形成比弹簧振子复杂得多的结果。而这些,现在看来,都是无法用任何模型预测的。鉴于人们目前对于这些无法知道的冲击完全的无法理解以及不可控制,精确的预测经济比起精确的预测天气却是要难得多了。   不过说到此,并不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不可知。人类对于经济周期的理解,以及相应宏观政策的应对已经比起80年前丰富深刻的多,政府在熨平经济波动周期的操作上也有娴熟的多了。对于经济学而言,预测也许不是第一位的,解决问题才是第一位的。

土地私有化?

谷主最近疲劳过度,让我牵挂的很。牵挂的有点没心思写东西了。   继续说昨天蔡继明教授的一些观点。在土地制度问题上,我没有想到一个来自国内,特别是清华,且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身的教授能够这么激烈的主张土地私有化。他说林毅夫是御用文人,因为新农村运动治标不知本,林毅夫却从来不提土地制度改革的问题。他认为,不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所有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方案都不会有实质影响。    我想土地私有化和国企私有化等等,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都是明晰产权的方式,因此是非常有必要做的。和非常的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不同,我对土地私有化的保留是存在的。当然,我的原因,和很多人的原因其实并不一样,尽管听上去似乎好像是很像的。   首先我觉得土地私有化并不像国企私有化那么迫切。国企不私有化,就会继续的亏损,消耗国家的财富。但是土地不一样,它放在那里不会成为一个消耗财富的东西。也许有人会说,不私有化,随意侵吞农民的土地就得不到制止,其实我最担心真是在于私有化可能会引起更严重的侵吞。   有很多人担心土地会迅速集中是觉得,农民分到了地,可能很轻易的就把地卖了,比如说卖了田,然后进城定居。但是回头来,没有留住,又没了土地,结果造成了社会问题。   说实在话,我对于任何基于公平市场交换为基础的土地集中没有任何担忧。不要把农民都想成傻子。可是中国在土地问题上存在公平的市场交换吗?我对此非常的不确定。要是没有公平的市场交易,农民又是这个国家最没有话语权,最弱势的一群,什么样的强夺豪取不能发生啊?   事实上,这些强夺豪取甚至可以是合法的,自愿的。俄罗斯发生的事情,那种资本迅速的集中很难说是不合法或者不自愿的,可是偏偏就发生了。中国的国企改制,那种管理层买断的发生,就像我一直在说的那样,简直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看看中国的股市,这个用最现代化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股票市场,竟然变得如此肮脏和混乱。深切的认识到一个还不是真正市场经济国家所发生交易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扭曲,特别是价格信号的扭曲,让我在土地私有化的问题上非常非常的谨慎。这和国企私有化根本是两回事。   从另一方面,我又是如此的矛盾,产权的建立是很多别的好制度的基础,比如说信用制度。不要说我反动,平均起来说,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耍无赖的应该是无产者,因为Nothing to Lose.所以产权私有化很可能对于推动信用制度的建设会是具有关键意义的。但是反过来,没有这些好的制度,产权私有化的过程中,太容易出现分配的不公。   中国的很多事情,想起来都像是一个死结。但是我相信是有办法解决的,只是我自己还不够聪明而已。          

别再轻易相信网上的数字

今天去听了清华大学蔡继明教授报告两会的情况,其间他还对很多热点的经济问题进行了评点,应该说都是大问题。具体的观点在此不罗嗦了,可能还会写一两篇后续的文章。   我今天要说的数字问题。我对于蔡教授用来证明其观点所引用的数字非常的有意见。蔡教授可能忙,没有时间去查原始数据,或者他的助研太懒,不去看原始数据,因此蔡教授今天列的数字很多可以看出来是从网上找来的。   我最先忍不住的是关于印度的人均GDP的数据,1990年人均450美元,1995年变成了人均400美元,我的天那!印度在90年代以来的增长有目共睹(顺便说一句,中国媒体和网络对于印度的忽略,让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印度也正在迅速的崛起),打死了也不可能有负增长。我很后悔我在演讲中当场指出了这一点,这显然是在揪小辫子。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怎么能够用根本不合事实的数据来说明问题呢?这个数字的出现,让我对他全部的数字都失去了信心。   接着,蔡教授为了说明中国公款消费的巨大,列了一个数字,说中国每年公款出国要耗费3000亿元人民币。蔡教授讲了这个数字以后,我发现很多人都记住了,因为这个数字是在太醒目了。可是这可能是真的吗?做一个简单的算术,我们大概就可以说,这个数字很可能是杜撰出来的,而源头可能是网上的某个愤青。   3000亿元意味着什么?假设每个政府官员出国花费国家5万元,那么3000亿元可以够600万官员出国考察一次。如果花费10万元,那么3000亿元可以够300万人出国考察一次。我在哈佛当学生会主席这些日子,接待的各种访问团不在少数,大部分访问团也就是公款报销机票,食宿。所以10万元(一万两千美元,大约是我8-9个月的生活费)平均说来是一个相当高估计了。5万元也许都偏高了。就算是这样吧,也就是说每年中国要有300万-600万官员出国考察一次。   首都机场,一年经由国际(含港澳)航线吞吐的人数,我查了一下它的报表,2005年约是940万人。中国出国考察的官员应该绝大多数都是乘飞机离境。算广州和上海的机场加在一起和北京机场吞吐人数一样多,那么中国机场一年吞吐的进出境人数至多也就是2000万人次,算高一点吧2500万人次。官员们进出境要算两次,因此,这2500万人次中,有600万-1200万人次应该是公款旅行的官员。也就是在任何一架发自或者前往中国的国际航班上,平均起来至少有1/4到1/2的人是公款旅行的官员,也就是说你你在侯任何一班国际班机的时候,会发现周围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穿着西装的人。我这个已经飞跃了太平洋11次之多的人,却从来也没有见过如此壮观景象。   所以简单的算术就可以告诉我们,这3000亿几乎肯定是杜撰的。   再说最后一个例子吧。这个例子不是错误的数据,而是错误的分析。网上有人说,中日的外交关系的恶化已经影响了两国的经济往来,论据是日本已经渐渐从原来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变成了在美国和欧盟之后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我心里说:你奶奶的。讲点道理好不好?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经济总量有日本的两倍左右,美国成为中国第一经济伙伴很奇怪吗?不成为第一经济伙伴才奇怪吧?欧盟就更别说了,谁不知道欧盟不仅经济总量比日本大得多,更重要的是欧盟在两年多前刚刚宣布接纳十个新成员,这么算,欧盟超过日本有什么奇怪?25个国家加在一起还不超过日本,那才奇怪。   每次看到网上那些不负责任的报道,心里气都不打一处来。当我发现学者们也从这样的消息中获得证据和观点的时候,我就更加感到惊诧不以了。   要做一个严谨的学者,不然被人鄙视是必然的。      

马英九印象

这篇算不上经济学了,但是也算不得搀水。毕竟马英九访问哈佛对于关心两岸局势的人是一件大事。我不想写两岸局势,这个事情太敏感。昨晚跟小六吵到气得肚子疼,被气成这一辈子还没几次。   中午和Ken Rogoff约了一点半谈论文,本来以为15分钟就能搞定,没想到Ken的谈兴比我还足,一下说了45分钟。结果冲到Emerson Hall的时候早就人满为患,错过了听马英九英文演讲的机会,也错过的谢长庭和马英九的对话。   于是我毫不犹豫的转向燕京图书馆,那里马英九还要给一场中文演讲。组织中文演讲的就是我前天碰到的那个也姓郭的主席领导的台湾学生组织,那个组织名称复杂到我觉得根本是在念绕口令。   马英九不愧是一个在民主选举中历练出来的政治家(政客,取决于你对他的态度),也不愧是一个受过哈佛教育的政治家,所以他和听众互动的能力很强,同时温文尔雅。在温文尔雅这件事情上,他比只会声嘶力竭的说“阿扁错了吗?”的陈总统要强不少。现场有很多次笑声,也有很多次鼓掌,当然这和底下的听众中泛蓝和大陆的学生很多有关。   但这些都不是我要说的重点,我要说的是,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政治家。要是台湾真的要独立,让马英九来领导要比让陈水扁领导成功的几率大得多。   先从马英九对一个问题的回答说起,有一个山东大学的教授问:要是真的打起来了,你们国民党准备怎么办?马英九的第一句话:打起来了,当然没有选择,只能拿着枪上战场啊。当然我们追求的是要避免战争。这句话在大陆人的耳中,一定是非常刺耳的,你不是泛蓝吗?大陆来“解放”台湾的时候,你难道不应该箪食壶浆的组织欢迎吗?但我其实在心里喜欢这句话,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对台湾人民负责任的回答,一个不以台湾人的利益为最高利益的台湾领导人,是不合格的领导人。   说到统独,马英九说不统不独,维持现状。这件事情其实会受到两岸激进派的反对,绿营会说,这样下去,迟早被对方吃了。大陆的强硬派会说,这样下去,迟早会让对方独立。记住,任何急统或者急独的行为,都是正中了对方激进派的下怀。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陆激进的主张赶快打过去的人,是最坏的希望统一的人,而陈水扁这种不顾战争风险,总是试图挑战大陆底线的人,是最坏的支持独立的人。总之,将海峡两岸引入战争的统派或者独派,都是各自阵营中最蠢的。   马英九多巧妙,多务实。不统不独,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扩展生存空间,加强对话,建立互信。在我看来,这些措施,完全无法预计是会将台湾推得更加走向独立,还是更加走向统一,但无论如何,这对于台湾人的福祉是有利的。这不但不会消弱台湾人的自我认同,还会加强台湾人的自我认同。   我其实看不清马英九内心深处对于统一的真正看法,但是这并不重要。一个像马英九一般的领导人,不会让台湾轻易的卷入战争。我想大陆的对台政策也会越来越务实(至少我希望)。当两岸不再生活在战争阴影之下后,我想大家会更加冷静和理性的考虑统独的问题。那时究竟会是一个什么结果,我完全不知道,也许是统一,也许是独立,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两岸的人不会像今天这般意气用事。   我的这篇东西,零零碎碎,大概会让大陆的人看了不爽,也有可能会让绿色的台湾同学看得不爽。但是我支持马英九的观点:两岸之间最重要的不是统独,而是和平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