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笔记

写了有几个星期了，发在瞭望东方。

我的办公室离白宫不远，走路也就5分钟。窗外的19街经常过警车开道的车队，虽然不知道里面坐的是谁，但八九不离十应该是某位正在访问美国的外国领导人。在一个秋日周五的下午，原本在那个时间应该因为提前下班的车流异常繁忙的19街突然空无一辆车，接着就是警车，然后就是窗外的一阵喧闹。   那是一个很斑驳的人群，斑驳的意思是你找不到那个人群身上太多的共同点，从他们手上拿的牌子和标语看，他们是来“占领”华盛顿的。这个人群在警车的护送下喧闹的走着，因为交通管制停下的车辆纷纷按着喇叭。你实在无法分清司机们是在支持示威还是在抗议他们堵塞了下班的交通。   你很难把眼前的这场示威和每年在白宫附近发生的数不清的示威区别开，除了两点：一是类似的示威正在全美各地乃至全球发生着，口号都是“占领”，最著名的自然就是“占领华尔街”；二是你不知道“占领”究竟指的是什么？   “占领”什么？恐怕连示威者自己也并不清楚。“占领”运动与其说是一场有组织有目的示威，不如说是一场有着响亮标题的集体发泄。   这种发泄不是凭空而来的。这背后有着三个大的背景。   背景一是越来越分化的美国（全球）社会。国内的读者可能会觉得中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拉大，同样的事情一样发生在美国和全球很多的国家。一个事实是，在过去10年，美国真实的平均收入尽管在增长，但是美国真实的中位收入却在下降。换句话说，平均起来大家都富了，但是中产阶级却变穷了。在中国这叫“被增长”，背后的原因其实是美国只有收入最高的人群收入在增长，收入分配不均在拉大。这也是“占领”运动中的一个口号“我们是99%”所指：99%的人在变穷，1%的人在越变越富。   背景二是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的经济危机。尽管在技术上美国已经于2009年走出了衰退，但美国的失业率仍然超过9%，经济增长的速度仍然接近爬行而再次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如果说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拉大只是一个宏大背景的话，越来越惨淡的前程显然让很多人不再耐心。美国梦的基础不是均贫富，美国梦的基础是如果你努力，不管你起点如何，你也有机会成功。刚刚去世的苹果创始人乔布斯—一个亲生父母不要，大学辍学，没有任何背景的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四年的经济不景气，正在让很多人对自己的美国梦感到怀疑。如果你打开美国的电视，电视里现在经常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美国人一直以来都相信自己的孩子会比自己这一代生活的更好。这种信念正在因为这场危机而动摇，而数据似乎也支持这样一样悲观的情绪。   背景三是这场危机引发的对市场和政府的全面反思。这种反思本身是必要的。只是，不同的人得到的结论却完全不同。奥巴马政府和很多自由派人士显然认为这场危机的教训是我们需要更多更好的政府，他们的政策也是基于这一假设的。而这种观点，遭受了民间异常强烈的反弹，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前年开始出现的“茶党”。“茶党”出现时并不比“占领”运动更有组织，但茶党的立场总的说来却更清晰，那就是越少的政府越好。“占领”运动，和“茶党”一样也是草根运动，但其已经表达出来的理念却既不同于自由派，也不同于“茶党”，但总的来说更接近于自由派，这也是美国不少民主党人士和工会开始出面支持“占领”运动的原因。“占领”运动似乎也希望一个更大更好的政府，但不是现在的政府，因为他们觉得现在的政府太“腐败”，被华尔街的金融家们买通了；“占领”运动似乎觉得市场并不是对所有问题的答案，因为市场是被“华尔街”控制的，所以他们才要“占领”。   可是，用什么来替代他们觉得不满的政府和华尔街呢？“占领”运动并没有答案。他们沿着他们不喜欢的政府划定的路线示威，然后用他们不喜欢的华尔街银行提供的信用卡付账。也许，他们只是想“占领”而已，没说“打倒”，也没说“取代”。

我还记得那个年轻自信的伯南克:大胡子，眼睛犀利，语速很快，后两条是很多脑袋速度很快人的共同特点。我还记得他嘲笑日本银行的口气：他觉得日本银行连日本的通货紧缩都搞不定，简直不可理喻。他说道：你让日本银行的员工，一人扛一麻袋钱，上街见什么买什么，我就不信没有通货膨胀。

好吧，这不是他的原话，但八九不离十。这是将近10年前，我在北京的一个会议上看到听到的伯南克。不到10年后，美联储的员工还没有惨到要一人扛着一袋美元上街买东西，伯南克也没有开着直升飞机从天上撒钱。好吧，这其实就是他领导下的美联储在所谓的“数量宽松”政策下干的事情，这话一说都一两年了。

现在美联储不搞数量宽松了，要搞什么扭曲或者扭转（twist）。具体的做法就是，卖出4000亿美元的短期国债，买进4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希望借此来拉低长期利率，从而刺激经济。我看到那个消息的一瞬间，就冲到办公室的走廊里，对在那里的几个同事叫道：美联储在干蠢事，这不会有用的。

我的这个断言当然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目的，不然没法吸引同事的注意。更深的原因是来自于我读过的芝加哥大学的John Cochrane教授给出的理由。

好吧，John Cochrane其实没有反对“扭曲”，但是他从一开始就反对数量宽松。我觉得他反对数量宽松是错误的，只是，他给出反对数量宽松的理由用来反对“扭曲”，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John Cochrane给的理由极度简单：他认为数量宽松（现在把这想象成“扭曲”），所做的只是改变了美国政府债务的期限结构—市场上多出了一些短期的债务，而减少了等量的长期债务。如果这就能刺激经济的话，那以后刺激经济也太简单了–只要财政部多发短期债务，少发长期债务，其它什么都不用做，经济就能更快增长，就业就能增加。而美联储所谓的“扭曲”操作，实现的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结果：货币供应并没有变化，财政赤字也没有增加，什么都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市场上联邦债务的期限结构。

通过改变债务期限结构来刺激经济的理论，我是没有见过。但是，我能想象你得做出很多很出格的假设，才能让这件事情有刺激经济的作用。好吧，我其实是见过一些论文的，论述的都是应该延长期限结构而不是缩短。短期债务是对一个国家而言是有很大风险的，看看希腊的惨象就知道了，希腊人一定很后悔：悔当初没有借期限30年的债，而是只借了期限3年的债。现在债主上门，拿什么还钱？好吧，我走题了。

当然，我说的这点浅见伯南克不可能不明白，问题是他还是选择了这么一个极有可能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政策。这件事情在我看来，是伯南克对美联储穷尽了政策，内外受到各种质疑，但又面临经济二次探底危险的妥协。

从政策的角度，几乎所有人（甚至克鲁格曼）都同意，美联储已经没有什么空间了。让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做更多，和让一个打光了子弹的士兵继续杀敌没太大区别。不少人都同意，财政政策才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只是左翼经济学家（例如：克鲁格曼）和右翼经济学家（例如：卢卡斯和巴罗）对采取什么样的财政政策持有的几乎是完全相反的观点：前者认为应该更大的政府支出，更大的赤字；而后者则认为，高税和对未来税收水平的不确定性才是导致经济停滞不前的原因。好吧，我又走题了。

不仅美联储已经没有政策空间，而且美联储内部的不同意见已经非常明显：最近几次重要的政策决定，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都有多达3位委员公开反对。没错，公开市场委员会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只是，在一个目前只有10个人的委员会里（正常情况下是12个人），如果有3个人公开反对一件事情，你可以想象内部的不同意见有多大。

除此之外，还有外部的政治压力。虽然政客们可以满嘴跑火车，但是如果不止一个共和党总统侯选人，用很强烈的语言批评联储的政策，甚至用到了“叛国”这么重的字眼来人身攻击伯南克，你也可以想象伯南克面临的压力。

这是，美联储又不得不作为，因为指望通过财政政策来拯救美国经济避免二次探底（不管是按照左翼的药方还是右翼的药方），想要通过那个疯狂的国会，几乎都是不可能的。而这个国会只会变得更加疯狂，因为选举就要来了，还是总统大选。

所以，一边是弹药用尽，内外压力，另一边是不得不作为。所以，美联储的政策决定，在我看来，只能被形容为“不得不作为的无作为”。然后，还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扭曲。不知道这是在形容政策，而是在形容美联储现在的尴尬位置。

有不少人觉得GDP和收入不是一码事，人均GDP因此和人均收入也不是一码事，而我在这个博客里把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混为一谈是错误的。

我的语言却是疏松了一点，但并没有犯低级错误。

GDP有三种统计方式：支出法，生产法和收入法。不管怎样统计，三种方法得到的GDP数字应该是一样的（除了误差以外），也就是一个国家的

GDP=总支出=总产出=总收入

因此，对一个国家的总体而言，人均GDP就等于人均支出就等于人均产出就等于人均收入。

支出法的GDP大概最为人所知：GDP=消费+投资+净出口

中国统计GDP的最主要方法其实是产出法（这应该是苏联体系的自然延伸）：GDP=第一产业产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支出必然等于产出看起来有点诡异，这主要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存货投资的东西，任何缺口都被定义成存货（投资），因此支出在会计意义上总是等于产出。

支出和产出必然等于收入则比较容易理解：一个人的支出必然是另一个人的收入或者一个国家的产出，也就是新创造的财富，必然是这个国家的收入（当然，这里国家的意义是地理意义上的，而不是国籍意义上的。国籍意义上的要进行一些调整，但这种调整的量通常不是特别大，除了对像爱尔兰这样的国家，这个国家的银行几乎全是外国人拥有的，而银行又是这个国家很主要的产业）。

收入当然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来细化。总收入=家庭收入+公司收入+政府收入，或者总收入=劳动收入+资本收入+税收等调整。中国这些年的收入特点是家庭和劳动收入在GDP中的占比下降，公司收入在上升，政府收入也在上升。这可能是不少人觉得人均收入和人均GDP概念不一样的原因。越来越多的钱确实没有落入工薪阶层的口袋，但这些钱还是在那里的：进了公司和政府的口袋，因此那也是一部人的收入。你可以认为人均收入无法真实反映收入分配的状况，但均值在任何时候是都无法反映分配的。

最后说一句，人均GDP或者人均收入或者人均产出或者人均支出，不仅不能反映分配，也不能反映福利水平。一个国家的GDP如果全都在生产军火，这个国家的GDP可以很高，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却可以很低，前苏联就是一个例子吧。

写了几个星期了，发于最近的《瞭望东方》。

欧洲的债务危机会不会全面爆发？全球经济会不会二次探底？中国能否独善其身？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否安全？这些都是最近热门的话题。这些问题当然都很关键，但在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进入整整第三年的今天，全球经济还面对如此之多的挑战这件事情本身，恐怕是更有意义也更重要的问题。

如果简单一下回顾2008年危机以来全球的经济政策，那就是全球各国的政府动用了史无前例的庞大货币和财政刺激和金融稳定措施，来试图对抗私人部门的萎缩和金融体系的崩溃。其结果是，灾难也许被避免了，但很多政府也已经几乎穷尽了自己的弹药–货币政策已经松到不能再松，债务也已经上升到了危险的程度。如果真的有第二波金融经济海啸到来，无论源头是欧洲，美国或者日本，很多政府不能说完全无能为力，但应对政策的空间将会相当有限。就拿处境比起欧美日优越得多的中国来说，如果全球经济再度探底，重复2008年后采取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可行性和可能性都大幅度降低：我们过去几年上马的项目还没有完工，积累的问题还需要时间消化，再来新一轮的刺激，谈何容易？

这里暴露出来的深层次问题是，货币和财政政策，是可以用来应对一般的经济波动的。但，这场危机不是一般的经济波动，而是全球经济结构性问题的集中爆发。“如果道歉有用的话，那还要警察干嘛？”是多年以前台湾电视剧《流星花园》里的道明寺爱说的一句话。在这里，我想稍微借用一下：如果印（收）票子和增加（缩减）赤字就能解决问题，那还担心经济危机干嘛？

各国政府指望用一时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来应对结构性问题，现在看，只能算是一种权宜之计。欧美最终做的只是（部分的）把私人债务变成了公共债务，可是债务还是在那里。而中国大规模的信贷扩张和投资，是让一个依赖投资的经济变得更加依赖投资，如果没有最终的需求，这些投资的回报就很难实现，进一步的投资也很难维持。一边是过度的需求和不足的生产留下的债务，另一边是过度的生产和不足的需求留下的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一边的问题更急切，更危险，但却相对容易修理：过很多年苦日子然后努力工作就行。说容易修理，是因为这些国家很快就将面临硬的约束–借不到更多的债。在硬约束下，一切都容易发生，用这种方式或者那种方式。另一边的问题看起来有惊无险却更难改变：我们还有很多的资源和空间来维持旧的模式。我们不是借债的人，而是借钱给别人的人，我们不用担心评级机构下调评级。

但欧美的债务危机和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一下就真切的反映出，欧美的问题一样也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一方面希望欧美能实现复苏，拉动出口；另一方面，我们又希望欧美控制债务，避免出现违约。但这两件事情在短期根本就是矛盾的。控制债务，必然意味着缩减开支，直接会影响对我们的进口；而如果进口强劲，则意味着债务的增长，那违约的可能性就会上升。因此，市场对欧美的约束，同样也是对我们的约束，约束的方向不同就是了。

政策空间的缩小，没有了腾挪的余地，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把各国政府面临的真正挑战明确无误的展现出来。欧洲和美国已经很明确，控制债务是第一要务，再痛苦也要控制，因为市场已经不再有耐心。中国的挑战也很明确，要在欧美节衣缩食的世界经济里继续保持我们这个庞大经济体的增长，可以依赖的只能是国内的市场。这中间理顺关键价格，调整收入分配，深化金融改革从而优化资源配置以及打破市场壁垒，都是困难但是必须进行的改革。这中间一样会有痛苦，改变现状总是会让一些人遭受损失，但这是用短期的代价换回长期的繁荣。不作为，未来的痛苦只会更大。

没有人希望全球经济二次探底，但如果真的发生，这一次应该是全球所有政策制定者彻底告别权宜之计的时刻。危机，有时候才是改变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