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缺口和延长退休年龄

最近这两件事情挺吸引眼球的。一是说中国养老金由N万亿的缺口,二是说延长退休年龄是必然趋势。

这两件事情其实是相互联系的。

我想起了自己读博士时候的一道作业题。问题很简单,就是如何修理美国的养老金体系。这里的基本事实是:美国的人均寿命已经由建立养老金体系时的约65岁增加到了当前的约80岁,交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少,领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平均起来一领就是十几年,所以养老金体系面临入不敷出的问题。作业的要求就是:想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作为一个对美国社会缺乏认识的外国学生,我做这道题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写个数学模型,然后求最优解,忙活了好几个小时之后,我自己都笑了。因为一旦把数学公式和预算约束写好,整个问题变得非常简单,大的选择只有三个:1.让工作的人多交养老金;2.让退休的人少领养老金;3.让人多工作,晚退休。这里,第三个选择是一个最自然的选择:活得长了,因此多工作几年,难道不是很自然吗?整个问题的根源难道不是工作的时间相对于养老的时间缩短导致的吗?

后来回到课堂上讨论,一个班上几十个人,不分国籍肤色背景和运用的方法,几乎一致性的都觉得应该延长退休年龄。当然,这件事情在政治上的可行性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比如说,许多临近退休的人会发对延长退休年龄,还有做体力劳动的人可能会是最大的受损者等等。

中国的养老体系和美国存在不少的不同,存在资金缺口的原因也不完全一样。但中国人也越活越长,而退休年龄还是几十年前人均寿命很低的时候设定的。在这一点上,两个国家面临的问题却是一致的,因此,要做的选择恐怕也是一致的。

广告一下:周六的新书分享会

用故事了解经济学世界

——《王二的经济学故事》新书分享会

 

小到超市购物,大到买房置业,我们每天都在做出经济决策,朦胧中也都感觉到自己的决策受国家政策的影响,但究竟是如何受到影响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比如,人民币升值让普通人的财富增加还是缩水?中国外汇储备越来越大,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样的问题,经济学家也未必全搞得清楚,更别提给普通老百姓说明白了。郭凯邀上刘瑜,用王二的故事轻松地把这些都给您说清楚。

嘉宾:

刘瑜,学者,作家。作品《民主的细节》《余欢》《送你一颗子弹》

郭凯,哈佛经济学博士、“经济笔记”博主、《王二的经济学故事》作者

嘉宾主持:

袁莉,《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主编 活动时间:

2012年6月16日(周六)下午 15:00-17:00 活动地点:

单向街·图书馆,二层

北京朝阳公园路6号蓝色港湾11号楼左岸RS-16号 010-59056973 活动流程:

15:00-15:10 开场

15:10-15:50 郭凯讲述新书

15:50-16:30 主持、嘉宾互动,感想式漫谈

16:30-17:00 嘉宾、现场读者互动环节,提问赠书

西班牙病人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在墨西哥出差。

墨西哥让我最感到头疼的两点是:交通和吃饭的时间。交通其实比北京还是要好一些的,但是当地的午饭经常是安排在下午吃,晚饭经常是安排在夜里吃。错乱的饮食、时停时走的汽车加上轻微的高原反应还有疲劳,让我时常在从一个会场奔向另一个会场的汽车上又要晕车的感觉。

为了分散注意力,我就总是拽着车上的一个银行专家问问题。在墨西哥,你就会发现那个国家头顶悬着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另一个就是西班牙。墨西哥的制造业是整个北美产业链的一部分,技术和市场都在美国。墨西哥的银行业则被两个巨大的西班牙银行占据了大笔河山。我不断询问那位银行专家的问题就是:西班牙的银行体系到底能挺多久?

我问这些问题的原因非常简单:我想不出太好的理由为什么西班牙的银行不会出问题。

西班牙经历了日本上世纪90年代类似的房地产泡沫破裂,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银行体系不出问题的例子还真的很难找。

这还不是全部。西班牙有着美国大萧条时期才有的失业率,这意味着西班牙的家庭要是欠了银行的钱,恐怕很难还得起。

这还不是全部。西班牙的竞争力只比希腊好那么一点点,这意味着指望西班牙迅速依靠出口来恢复增长的可能性相当低。一个在低增长环境下存在的银行体系是很难消化旧账的。

这还不是全部。西班牙有着非常难以控制的地方政府,恐怕和我们国家有点形似。地方政府花了多少钱,借了多少债,有多大口子,银行敞口有多大,我总觉着想要弄清楚非常困难。

这还不是全部。西班牙有和邻国葡萄牙一拼的高外债,很多都是公司和企业借下的。好吧,广大球迷心爱的皇家马德里俱乐部买球员时的一掷万金其实也都是借的。企业要是债台高筑,赖起债来也凶猛的很。

这还不是全部。西班牙偏偏还生活在著名的欧元区,不能自己印票子,定汇率。

所以,周末传出的西班牙向欧盟寻求援助拯救其银行业的消息一点都没让我感到意外。但是,如果我的判断没错,这只是故事的开始,而不是故事的结局。

西班牙是个危重的病人。进了重症监护室,能不能活着出来,只有天知道了。

王二的经济学故事

这是一本我花了不少功夫的书,不是什么传世名作,但却是一本我自己也会愿意买一本读一下的书。

《华尔街日报》今天发了一个删节版的后记,这里是完整版的,6000多字。

后记:王二的前世今生

王二是已故作家王小波笔下的一个名字。像我们这群70年代出生,90年代读大学的人,很多人都喜欢王小波的作品。因此,当我想为文章的主人公起一个名字的时候,王二是一跃到眼前最自然的选择。我的王二是一个没有脸谱的人物,至少我没有把王二脸谱化过。我最粗犷的想象过王二的样子是这样的:一个毫无特色的中年男人,头发也许开始有点变单薄,衣服毫不鲜明,身体微微发福……总之,一个不会给你留下任何印象的人。

你可能会好奇,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写经济学?

首先,这就是当代经济学理解和描述世界的一种方式。理论,总是需要对现实进行抽象的。一个和现实一样复杂,无所不包,充满细节的理论就不是理论了,而是写实。在经济学里,王二这样的一个人用术语说就是“代表性主体”,整个经济就是由无穷多像王二这样的“代表性主体”组成的。如果你拿起一本入门级的经济学书,而这本书碰巧又是一个美国人写的,那在书里你很可能也会找到美国版的“王二”-王二的英文名通常会是罗宾逊·克鲁索。故事一般会这样开始:罗宾逊·克鲁索生活在一个荒岛上,罗宾逊的那一半是一个企业,他会雇克鲁索的那一半生产椰子果。生产出了椰子果之后,罗宾逊的那一半就会把椰子果拿到市场上去卖,然后给克鲁索的那一半发工资。克鲁索的那一半拿到工资之后,就跑到市场上买椰子果……

这恐怕是一个会让你觉得一头雾水的故事,是罗宾逊·克鲁索人格分裂吗?或者,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只有椰子果,生产点别的不好吗,人不能只吃椰子过日子啊?但是,这就是经济学理解世界的方式。或者说,这是通过理论理解世界的方式:把所有不关心的东西全部抽象掉,把复杂的世界简化到一个模型里。罗宾逊·克鲁索的孤岛世界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宏观经济,只有一个人罗宾逊·克鲁索,只有一种商品椰子果。但就是这样一个如此简单的世界,却包含了丰富的含义,工资和就业,生产和分配,厂商和消费者。这么说吧,在很多更为复杂的经济学模型里,浓缩到最后,你还是能找到罗宾逊·克鲁索的影子。

用“王二”写文章,就是我把经济学模型文字化的一个尝试。这个尝试是否成功,估计读者会更有发言权。主人公所以叫王二,而不叫罗宾逊·克鲁索,也意味着我主要谈论的还是中国的问题。在这本书收录的“王二”里,谈到了很多问题,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中国模式,房价,收入分配和公平等等,多是这两年在中国谈论的比较多的经济问题。王二虽然换了几十幅脸孔,但文章的模式却是千篇一律——前半段是王二的故事,后半段是讨论具体的经济问题,在多数时候王二的故事和后面的经济问题是一一对应的。

其次,这样写作和我写文章的目的是紧密相关的。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位到美国访问的拥有博士头衔的财经官员在华盛顿吃饭。席间,我们聊到了很多国内的经济问题。那位官员对很多问题见解很深,情况也很了解,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但当谈到了外汇储备时,他对整个外汇储备理解之错误,观点之外行,让我感到无限惊异。无独有偶的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也在差不多的时候发表言论,他认为解决外汇储备过多的方式是把外汇储备分了―这是一个非常外行,但听起来又似乎合理的方案。

这些小事,再次证明了我的一个观察:在跳出了自己熟悉的领域之后,很多人都可能说很外行的话。这话当然同样适用于我本人。只是,中国和美国有一点非常不同。美国是个专业非常细分的社会,具体的问题都会有真正的专家出来解读,记者也会做足功课,保证报道里不会犯低级错误。我本人就接到过一些美国记者的电话,这些电话不是采访,只是求证某一具体关于中国经济的看法是不是合理或者帮助记者理解某一个经济现象,这样他可以顺藤摸瓜去找证据。因此,在美国具有误导性的言论是相对难出现在比较主流的媒体的。中国则不同。著名经济学家必然是要无所不知的,一些记者对制造标题的投入时常超过花在文章内容上的时间。所以,无知记者遇见外行专家的情况时有出现。

对于这样一种情况,写个上万字的八股文来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解释清楚在我看来是没有效果的,因为没有人会愿意读,读完之后可能更疑惑。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用最简单明了直观的方式,一针见血、一剑封喉地把道理说清楚。讲一个谁都能听懂的故事,突出事情的关键所在,就是我选择的一种方式。我是不是成功了,我无从知道。不过这是我的一个尝试。

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讲道理,不算什么写作上的创新,但对我个人而言,则完全是一个偶然事件。这事还要回到外汇储备的事情上。几年来,我写了不少关于外汇储备的文章,从中国的外汇储备还只有1万亿美元出头的时候就在写,写到现在3万多亿美元了还在写。老是写的原因是,看似简单的外汇储备,有时候能把一些经济学家都绕进去,而外汇储备的问题则随着储备的增多变得越来越重要。有一天,也许是有点无奈了,因为不管怎么写,我发现很多即使是愿意相信我的读者也实在想不清楚外汇储备,我于是写下了下面这篇《王二的粮食》(这里的版本略有删节,使得文章的形式和这本书的形式一致):

王二生活在一个荒岛上,自己开荒种地。每年打下粮食,一些留种子来年用,一些自己吃。开始每年打的粮食都不多,根本不存在剩余的问题。但后来有一年风调雨顺,多收了三五斗,除了放开肚子吃和留下足够的种子之外,还剩下不少余粮。很快夏天来了,剩下的粮食眼看就要坏掉,吃也吃不下,也没有多余的地可以播种了,请问王二该怎么办?

大概没什么办法,只能看着粮食烂掉。还能怎么办?也许可以酿酒、磨面或者做米饼,可惜王二都不会。

接下来,我们可以假设王二不是一个人生活在荒岛上,还有一个邻居罗宾逊。如果罗宾逊那里有块空地,王二可以把自己多余的粮食借给罗宾逊。罗宾逊把那些粮食当种子种下,等到秋天收了粮食,除了能把当初借的粮食还给王二之外,可能还多给一点,算是利息。这样王二和罗宾逊都划算,王二多余的粮食有了去处,罗宾逊的空地有了种子。到了秋天,王二和罗宾逊都能有更多的粮食可以消费。

这是一个没有货币的二人世界,这个世界里的硬通货就是粮食,王二在把粮食借给罗宾逊的那一刻,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王二有了自己的(外汇)储备。罗宾逊就有了自己的外债。储备也好,外债也好,都是用粮食计价的,货真价实,不存在“贬值”的问题。

但现在想象这样一种情形:罗宾逊那里其实根本没有空地,借给罗宾逊的粮食,他自己吃了也好,烂了也好,扔在海里也好,或者证券化了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粮食从来没有被种下去。所以等到秋天收获粮食的时候,这个岛上的粮食并没有增加。罗宾逊也没有多余的粮食来还给王二。这个时候王二去找罗宾逊收账,罗宾逊能干什么?有三种可能:一、勒紧裤腰带还了;二、赖了;三、还一部分,赖一部分。

如果仔细想想中国的外汇储备,无论用什么货币储备,最本质的东西还是:中国人打下了“粮食”,借给了一些国家(比如说美国),这些国家没把那些“粮食”种了,而是吃了、烂了、证券化了,或者说“消费了”而没有进行“投资”。如果中国去要账,这些国家的选择和罗宾逊的一模一样:一、勒紧裤腰带还了;二、赖了;三、还一部分,赖一部分。

因此,如果这些国家采取的政策,不是使得最后的结果是“勒紧裤腰带还了”,那中国面对的结果只能是“赖了”或者“还一部分,赖一部分”,这和用什么货币进行储备没有直接的本质关系。美国至今为止采取的政策,还让人看不到勒紧裤腰带的特征,全部都赖了当然也不太可能,所以“还一部分,赖一部分”大概是必然的结果。

罗宾逊在借粮食的时候,可以给王二打各种白条,叫它美元也好,叫它特别提款权也好,只要罗宾逊没拿出真金白银的粮食,最后这些白条都是不值钱的。但如果真的需要罗宾逊能拿出粮食,那就必须得保证罗宾逊是把借来的粮食种了,而不是吃了、烂了或者证券化了。

话再说回来,假设罗宾逊执迷不改,于是王二决定不再把粮食借给罗宾逊。但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对付多余的粮食,那粮食最后还是会烂掉,王二还是要浪费粮食,只不过是烂在自己手上而不是烂在罗宾逊手上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浪费粮食的最终根源还是来自王二,因为他生产的能力超过了自己的消费能力,也就是经常提到的“内需不足”。

因此,如果不想再浪费粮食,看来王二真的是要学习酿酒、磨面、做米饼了——光会种地是不行的。

 

此文发出来之后,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好评。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这篇文章说的东西没有争议或者是这一篇文章就把外汇储备的事情说清楚了,但这篇文章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启发,原来文章也是可以这么写的。

后来《华尔街日报》邀我每周在其中文网络上写一篇文章。刚开始我写了几篇文章,感觉不是太好,原因是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我不是记者,因此没法写新闻式的东西;我不在国内,因此不可能写得很贴近国内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我不是“著名经济学家”,因此不适合高屋建瓴地指点政策;我也不想装“假洋鬼子”,因此不愿意写那种简单的中美比较。而我又对浪费读者时间有一种天然的愧疚感。写点什么呢?用什么笔法写呢?这两个问题困扰了好几个星期。在一个周末开始动笔前,我想起了上面《王二的粮食》,我本能地觉得那可能会是一种可行的模式:针对国内的热点问题,用讲故事的方式,或是表述一个观点,或是澄清一种误解,或是提供一个思维的角度。于是就有了后来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上将近一年,每周一篇的“王二”专栏。这本书,主要就是由《华尔街日报》上已经发表的“王二”系列文章构成。当然,这本书里还有五篇从未发表过的“王二”,以及每个章节之前相对细致的导读。

 

话说回来,用王二讲故事不是没有弱点的,其实这里面问题多多。

我相信很多读者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我说的故事你觉得不对劲,因为我没有考虑A,B,C。我想说:你的感受是完全正确的。我不想假装我知道真理,事实是,我在多数时候并不知道。不要说面对如此复杂的中国,我自己的工作性质允许我到过世界上很多个国家,一些国家还没有中国的一个县大,人口还没有中国三五个小区加在一起的多。即便如此,有多少次,我还是会发现我所知道的理论和当地的实际有多不符合。“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此话时时刻刻都在我的脑子里。我希望自己说的是对的,但说错的时候,我也很坦然。觉得自己从来不会错的人,多半不是无知就是自大狂。

为了把一个道理变成一个故事,我有时不得不做的一个妥协就是,或者讲一个有点怪的故事,或者讲一个稍微有点扭的道理,否则故事和道理就对不上。这也许是因为我本人生活经验的贫乏,也有可能是没有花足时间,有时也是因为要说的道理比较复杂。总之,并不是每一个王二的故事都让我满意。只是,从我个人阅读的经验看,这样的妥协是很多作者都不得不面对的,这个世界有很多道理都是通过不恰当的比方来传授的。不要说社会科学,精确的自然科学也是如此。我读过一些介绍黑洞、弦论等高深物理的书。我在想,如果作者不会打比方,哪怕不恰当的比方,而只会写方程,那这样的书外行肯定是没法读的。

当然,讲故事的最大问题就是会给人这样一种误解:你可以随意编一个故事,来证明一个歪理。事实上,我也注意到一些有心的读者,模仿我的笔法,写了有趣的文字,但是讲了完全不同的道理。这就让我想起了一个有点恶心,但是非常著名的讽刺经济学家的笑话,这里是其中的一个版本:

 

两个经济学家甲和乙在路上散步。突然他们发现前面有一堆狗屎。经济学家甲突发奇想,指着那堆狗屎对乙说:你要是能把这堆狗屎吃掉,我口袋里的50万就归你。经济学家乙犹豫了一下,但还是鼓起勇气把狗屎吃掉了,得到了甲的50万。他们走了不一会儿,又发现了另一堆狗屎。这时乙对甲说:你把它吃了,这50万还你。甲毫不犹豫地把那堆狗屎吃了,得到了本属于自己的50万。在回家的路上乙若有所思地对甲说:刚才我们一共吃了两堆狗屎,可是我们谁也没得到什么。甲想了一下说:错了,我们创造了100万的GDP。

 

这是一个很尖锐的故事,可是,这是一个错误的故事。这个故事试图在说GDP是一个很误导的指标。在很大意义上,这个说法是成立的。只是,这个例子本身并没法证明这个观点,因为这个故事的两个主人公都属于变态:他们愿意支付50万来看别人痛苦。这个故事是首先有了两个荒谬的人,才有了后面荒谬的结果。或者换句话说,荒谬的结果是荒谬的人的结果。我们则是在用正常人的思维来看整件事情。如果我们思维也跟主人公那么奇怪,我们甚至未必会觉得这是一个笑话。

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说,并不是随意编一个故事就能说明一个道理的,哪怕结论是正确的都不行。故事,也得有前提,假设,逻辑和结论。我说的王二的故事,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有很清晰的经济学理论在背后支撑,这受益于我多年的经济学教育和从事经济学工作的积累。我不能肯定我说的都是正确的,因为即便正确的理论用在了错误的地方也会成为笑话,但是我可以保证的是,自己绝大多数的故事都是有理论支撑的。这么说吧,如果真的要像写学术论文那样给这本书加一个文献索引,这本书的文献索引会很长很长。

中国曾出不穷的经济问题,几乎可以让我把“王二”的故事无限期的写下去。我的这点自信是来自于我写博客的经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要写一篇博文,不是我的创造力无穷,而是中国可写的事情太多了,而写的人又太少。只是,写“王二”也是有成本的。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每个星期天的下午都变成了我的“写作文”时间。无论工作有多忙,在出差还是在家里,每周写一篇自己觉得能拿的出手,敢给人看的“作文”是铁打不动的任务。这也意味着,我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过完整的周末,有时候碰上出差,通常还要陪上半夜睡眠。随着工作生活变得愈加忙碌,特别是孩子方华的诞生,这种定期的写作开始由一种享受变成了一种负担。勉强维持,不是一种尊重读者的态度,当然更会有愧于《华尔街日报》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的媒体。所以,我决定在王二这个专栏一周年之际,停止了这个专栏。

将“王二”的文章结集出版,是我写作过程中一直有的一个念头。因为有了一次出书的经历,我已经深刻的明白任何一本书的背后都包含了除了作者以外很多人的努力和心血,这本书自然也毫不例外。

我和《华尔街日报》的崔宇早在他供职于《新京报》时就认识,他本人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财经作者,整个“王二”的专栏一直是他在背后默默的策划和协调,我文章的初稿一般也都经由他修改再发表出来。《华尔街日报》的袁莉女士很有创造性的开创了“博客圈”的栏目,让专栏以博客的形式出现,既有灵活性也给了像我这样的作者一个发表见解的平台。《华尔街日报》的王莹女士和乔杕先生的细致工作让整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

和我的第一本书《一沙一世界:郭凯经济学札记》一样,覃子洋女士和黄犀先生全程为我这个身在海外的人在国内出书打理了一切细节,从构思,到合同,到书稿的整理,从前到后事无巨细。

负责这本书出版的磨铁图书,不愧为国内民营书业之翘楚,为这本书的策划发行投入了巨大的专业力量。张庆丽女士细致入微地策划和协调了全书,刘杰辉、宋美艳、韩杨、魏玲以及他们的团队,为整本书的发行和市场营销进行了扎实和富有成效的工作。

众多的师友也一直关注和鼓励着我的写作和事业发展。我的老师姚洋教授欣然为这本书作序,周其仁教授,刘瑜老师,袁莉女士读了书的初稿,并很慷慨的为这本书写了推荐语。

我的父母对我的关心和无条件的爱,始终是我前进的动力,让我没有后顾之忧,让我无所畏惧。过去一年,最改变我人生的时刻是儿子方华的出世。孩子的第一声啼哭,第一个笑容,第一个牙齿,第一声含糊不清的“妈妈”“爸爸”都让初为人母人父的谷主和我无比的幸福。我们也在小心的呵护着这个幼小的生命,期望他能建康快乐的成长。在过去一年里,谷主和我度过了数不清的不眠之夜,而我还要把有限的空闲时间花在写文章上,谷主的辛苦和支持岂止言语能够表达。

所有的谢意,只能用这本书来还了。

 

郭凯

2011年10月12日于波托马克河畔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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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注定是偏颇的

2008年的初夏,Daniel Kahneman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大报告厅里连续讲了三个下午。听众里有一把一把成名的哈佛教授,心理学的和经济学的。我放眼望去,经济学系大概三分之一的博士都在。

Daniel Kahneman是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其实也不是,恐怕也不屑是。因为,他张口就是:他们做经济学的,口气像是在谈论一群诡异的动物。他那三个下午演讲的主题都是–两个自我:一个是苏格拉底,一个是猪。对了,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提法的来由,事情是源于这样一个故事:你愿意做痛苦的苏格拉底还是做一头快乐的猪?Daniel Kahneman的答案是,这其实不是一个选择题,因为每个人都有两个自我,一个感受的自我,就是那头猪,和一个回忆的自我,也就是苏格拉底。Daniel Kahneman当时问了一个非常哲学的问题:如果快乐的猪和痛苦的苏格拉底对同一件事情的效用并不一致,那究竟什么才是一个人真正的效用?

Daniel Kahneman是有所指的。有这么一个著名的实验,实验者先让参与者体验以下两种情形1.将手放在刺骨的冷水里泡5分钟;2.将手在水里泡10分钟,前5分钟水温和1中的一样冷,后5分钟将水温慢慢提高,使得水温虽然仍然很冷,但感觉要稍好一点。实验结束后,问参与者的问题是,如果让你在1和2中选择一个重新来过,你是愿意选择1还是愿意选择2。作为一个“理性”的旁观者,你可能会觉得2等于是1加上5分钟额外的折磨,因此1是严格优于2的选择。可问题是,绝大多数参与实验的人选择都是2。

这里的原因是,虽然作为猪的你,也就是那个感受的自我,也许会更倾向于选1,但真正做选择的却是那个作为苏格拉底的你,也就是那个回忆的自我。而人在回忆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特点,你最能记住的是“峰值”和“结尾”,而对感受的“长度”并不敏感。因此,2虽然折磨人的时间更长,给最终让你记住的却是结尾时稍好的感觉而不是痛苦的时间更长,而1虽然折磨你的时间更短,但最终让你记住的仍然是刺骨的冷水而不是痛苦的时间更短。同样的原理适用于电影,一部电影可能让你笑了整场,但如果结尾处是个悲伤的结局,你可能最终对这部电影的印象会是一部悲剧,你笑的时间和悲伤的时间并不重要,结局如何非常重要。

好了,我不在这里“炫耀”自己接近于0的心理学。上面这些都是我从Daniel Kahneman的通俗书《思考,快的和慢的》(Thinking, Fast and Slow)中读到的一个小例子。这是一本让我大开眼界而且让我不断的认识到自己局限和偏颇的书。请注意,局限和偏颇在这里不是贬义词,因为读了这本书你就会像我一样意识到:你注定是偏颇的。读这本书也不太可能纠正你的偏颇, Daniel Kahneman自己都承认,虽然书中很多突破性的发现就是他做出的,但他自己也不能克服很多他发现的问题,因为“两个自我”已经成为了我们硬件的一部分。但读这本书,会让你意识到自己的局限,然后,你也许可以学会对自己更批判一点,对别人更宽容一点。如果你和我一样是学经济学的,你大概应该能理解,为什么Daniel Kahneman不屑被称作是一个经济学家了。

节奏、一篇旧文

题目是故意的。

英语里没有顿号,平行的词汇一般用逗号分割。我没有满嘴跑英文单词的习惯,认识的洋品牌比绝大多数普通白领少,但有三件事情会暴露我长期在国外生活的痕迹:不会用顿号、爱去咖啡店还有就是虽然过了背双肩包的年龄还继续背双肩包。

回到北京有半年了。北京的空气花了不到一个星期就适应了,早晚高峰的地铁半个月后我就游刃有余,打不到车没关系我有公交卡实在不行就找满街的黑车,不管是含三聚氰胺还是黄曲霉素牛奶我也敢喝至今还没出人命。你大概明白我的意思了,除了不会用顿号这等小事,我走在路上绝对不会被人当做是喝过洋墨水的,北京的生活我适应得很快。

但这个博客我很久没碰了,一个原因就是,我还在找节奏。跑步的人都应该有经验,如果跑的速度和节奏合适,你可以跑很长很久都不觉得特别疲劳。但如果速度和节奏不对,可能没跑几分钟就会气喘吁吁。回国后的很长时间里,我就是那个气喘吁吁的人。我只能通过规律的生活和阅读寻找节奏。这半年我读了很多书,除了我高三那会儿拼命读武侠小说的劲头,我还从没如此密集的读过书。等我有时间了,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读书心得。

好了,还是回到经济吧。中国今年前5个月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看,对如何应对也存在不少争论。这是我去年9月写的《一份经济政策备忘录》(发在瞭望东方上),当时写的时候就是觉得中国和世界经济可能会遇到问题,因此写下一份“备忘录”,等到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用。现在,正是时候了。

2011年9月xx日

提要:尽管宏观经济指标显示,中国经济很可能正在走向“软着陆”—物价持续上涨的势头已经得到扼制,预计通货膨胀从高点回落;而经济增速依然强劲,没有出现2008年调控时经济增速骤减的现象—但2011年的四季度至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全球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的可能性正在大幅度增加。本备忘录就全球经济二次探底时中国可以采取的政策应对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想法。

增长率:通过出台大的经济刺激政策来维持增长率的做法应该尽量避免。在全球经济二次探底之时,中国经济增长减缓再所难免。增长率,在中国的经济现状下,已经无法反映:1.增长的质量;2.对弱势群体的保护;3.经济结构的调整;4.就业增长的速度;5.增长的可持续性。因此,如果出台应对政策,应以以上5点为指针,而非单纯的增长率。

货币政策:大幅度放松银根的做法应该避免,货币政策应以微调为主。中国在2008-2010年间发生的信贷扩张仍有很多遗留问题,再次大幅放松银根将有饮鸩止渴的危险,可能的后果包括:政府和企业的债务大幅增长,银行资产质量下降,投资的回报率骤减以及资产和货物价格上涨。货币政策,因此,只能处于辅助的位置。货币政策姿态,可以由目前的适度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在国际金融动荡的情况下,如果业务正常的机构和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人民银行应该适时为市场提供流动性。鉴于中国的利率水平仍然很低,降息的做法不应鼓励。调整货币政策姿态,更多的应该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的力度来实现。

汇率政策: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应该继续稳步推进,切不可因为国际经济二次探底而再次停顿。国际主要货币的稳定性,在全球经济再次探底的情况下,将会变得更加不可预测。以美元为锚的汇率政策,将愈加不利于中国经济—在短期,美元走势决定人民币走势,美元利率牵制人民币利率,使得中国失去货币和汇率政策的自主性;在长期,美元的远期走势很可能会和中国结构转型所需要的汇率走势方向相反,阻碍中国的经济转型。因此,即便在全球再次陷入危机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也不应停止。

财政政策:有针对性和透明的财政刺激将是应对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主要政策手段。中国的财政状况,特别是中央财政,仍然有充分的空间,可以允许有力的财政刺激。但为了保证财政资源被有效运用,帮助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保护弱势群体和避免隐性政府债务的积累,财政刺激务必试图做到:1.任何财政刺激都通过政府预算的方式发生,避免预算外支出,例如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等,变相成为支出主体,积累债务;2.财政刺激以保护民生为主要方向,包括向低收入群体和失业人员提供保护,要避免匆忙上马政府投资的项目;3.在教育,医疗,职业培训,环保等方向,可以加大投入力度。这样既可以应对危机,也对未来高质量,可持续的增长打下基础;4.必要时,首先应该对居民进行减免税费,包括收入所得税,五险一金等。对大型企业,特别是具有垄断地位的央企,要尽量避免使用任何财政资源。

结构性政策:中国还有不少尚未完成的重大结构性改革,这些改革在短期未必有利于应对危机,但是在长期对实现稳定,高质量和具有包容性和公平的增长则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这其中包括实现关键资源和能源价格的市场化,并通过相应税收来反映环境成本;实现金融深化,增加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增加居民的投资方式,实现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决定;放开市场准入,包括行业准入和地区准入,消除地方保护和企业垄断;减少居民流动的壁垒,实现城乡居民一致的“国民化”;还有就是明确政府在经济中的职责和角色,增加政府行为的透明度。

结语:美国白宫前办公厅主任曾说:我们可不希望浪费一次严重危机(借此来推动必要的改革)。对中国而言,更是如此。如果全球经济再次探底,这将是别人的危机,而恰恰是我们推动改革的机遇。

 

不是近况和不是影评

好久没有更新这个几近荒芜的博客了。最直接的原因是我把那台敲出了绝大多数博文的电脑拆成了八块,分两次扔进了垃圾箱。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和谷主一个多月前搬了到美国后我的第10次,谷主的第4次家。这一次搬家,我们卖掉了所有有人愿意买的家具,送掉了所有有人愿意要的物件,扔掉了所有装不进旅行箱的东西,那台电脑就是其中的一件。很多人都问我和谷主:为什么那么义无反顾?答案对我们其实简单得很:我们从来都没有过留在那个国家的念头,一秒钟都不曾有过。我们从来就没有讨论过是不是要离开的问题,一次都没有。

后来,就有了我和谷主坐在北京的电影院里看最新上映的国产电影,吃着多年来未曾吃过的甜爆米花(美国电影院里的爆米花都是咸的)。吃到第一口的时候,谷主的表情像个幸福的孩子。

那其实还是一家处处模仿美国的影院,当然,除了甜的爆米花,还有除了正在放的电影《金陵十三钗》。

我不喜欢这部电影。不是因为它不好看,或者情节不好,或是演得不好。恰恰相反,在电影院里的那两个多小时里,我看得非常入神。我紧张过,我愤怒过,我惋惜过,我祈祷过,可是我不喜欢这部电影。从电影院出来的时候,我只对谷主说了一句话:张艺谋不应该拍这部电影。

为什么?最简单的说是张艺谋糟蹋了一部应该不错的小说。我没有看过原著,我甚至不知道写书的人是男是女,也懒得去查 。但是从情节的很多细节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精心构思过的故事,我甚至可以从电影很多其实没有处理的很到位的地方想象出原文,我在看电影的过程中就不止一次想,这个镜头比起(我想象中的)原文显得太苍白,太简单,太粗糙了。比如那位假神父给那些秦淮妓女做头化妆的那一场,比如那些妓女给女学生们弹琵琶唱曲的那段。甚至连那场床戏–一个有十几个妓女的故事没有床戏是难以想象的,更何况这场床戏从影片的开头就在铺垫—最后都拍成了可有可无的情节。但,这其实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有几个人能把电影拍得比原文更精彩?张艺谋最大的问题在于把整个故事拍拧了。

请问你看过电影后最能记住的场景是什么?恐怕不是十二个妓女决定替女学生去参加那场“庆功晚会”吧?恐怕也不是陈乔治挺身而出做第十三钗吧?如果我的感受和普通人感受差不多,多数人会记住的应该会是日本人强奸一个妓女,然后血淋淋杀死的那个镜头吧?是教导队的士兵用身体挡子弹炸坦克的那一场吧?是日本兵在教堂里疯狂追逐女学生的那一场吧?是妓女们扭动的臀部吧?

日本兵的残暴和中国士兵的勇敢恐怕不可否认也是那个小说中的元素,可是你看完这部电影后你就会发现,这些元素不可能是小说最想让观众或者读者记住的部分。日本兵的残暴甚至应该只是故事的背景,而佟大为的那个角色则勇敢善战大无畏的有点过度了。我甚至怀疑,这个角色是为了电影而放大的,并不是出自小说的原作者,因为这个角色和故事的其它部分有点不是很协调。

你看过这个故事,你就会感到作者其实是在重新诠释什么是内在和表象,什么是肮脏和纯真,什么是伟大和卑贱,什么是勇敢和懦弱,总之,什么是真正的人性。那12个妓女的行为,那个“汉奸”父亲的行为,陈约翰的行为,足以让你改变一切你对妓女,汉奸和懦弱男孩的假设和成见。甚至那个日本军官,都不是简单的可以用无情或者残酷来概括的。只是所有上面的这一切,张艺谋都只是应付差事般的展现给了观众。张艺谋放大了简单无聊的血腥,民族主义和一点点性的诱惑,却将故事细致微妙的东西丢给了观众自己去琢磨。用菜来比方吧,如果原小说是一条新鲜细嫩的鳜鱼,最适合清蒸才能吃出鲜味,张艺谋则是三下五除二硬把它做成了一盆水煮鱼。好吃吗?还是好吃的。可是当鱼肉滑过嘴边,你的味觉被辣味烫油覆盖的时候,你会惋惜,好好一条鱼就这么被糟蹋了。

好在我和谷主已经很久没有吃水煮鱼了,所以张艺谋这盆没用地沟油的水煮鱼还是给谷主和我解了一点馋,当然,还有那包甜的爆米花。

占领什么?

写了有几个星期了,发在瞭望东方。

我的办公室离白宫不远,走路也就5分钟。窗外的19街经常过警车开道的车队,虽然不知道里面坐的是谁,但八九不离十应该是某位正在访问美国的外国领导人。在一个秋日周五的下午,原本在那个时间应该因为提前下班的车流异常繁忙的19街突然空无一辆车,接着就是警车,然后就是窗外的一阵喧闹。 那是一个很斑驳的人群,斑驳的意思是你找不到那个人群身上太多的共同点,从他们手上拿的牌子和标语看,他们是来“占领”华盛顿的。这个人群在警车的护送下喧闹的走着,因为交通管制停下的车辆纷纷按着喇叭。你实在无法分清司机们是在支持示威还是在抗议他们堵塞了下班的交通。 你很难把眼前的这场示威和每年在白宫附近发生的数不清的示威区别开,除了两点:一是类似的示威正在全美各地乃至全球发生着,口号都是“占领”,最著名的自然就是“占领华尔街”;二是你不知道“占领”究竟指的是什么? “占领”什么?恐怕连示威者自己也并不清楚。“占领”运动与其说是一场有组织有目的示威,不如说是一场有着响亮标题的集体发泄。 这种发泄不是凭空而来的。这背后有着三个大的背景。 背景一是越来越分化的美国(全球)社会。国内的读者可能会觉得中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拉大,同样的事情一样发生在美国和全球很多的国家。一个事实是,在过去10年,美国真实的平均收入尽管在增长,但是美国真实的中位收入却在下降。换句话说,平均起来大家都富了,但是中产阶级却变穷了。在中国这叫“被增长”,背后的原因其实是美国只有收入最高的人群收入在增长,收入分配不均在拉大。这也是“占领”运动中的一个口号“我们是99%”所指:99%的人在变穷,1%的人在越变越富。 背景二是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的经济危机。尽管在技术上美国已经于2009年走出了衰退,但美国的失业率仍然超过9%,经济增长的速度仍然接近爬行而再次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如果说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拉大只是一个宏大背景的话,越来越惨淡的前程显然让很多人不再耐心。美国梦的基础不是均贫富,美国梦的基础是如果你努力,不管你起点如何,你也有机会成功。刚刚去世的苹果创始人乔布斯—一个亲生父母不要,大学辍学,没有任何背景的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四年的经济不景气,正在让很多人对自己的美国梦感到怀疑。如果你打开美国的电视,电视里现在经常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美国人一直以来都相信自己的孩子会比自己这一代生活的更好。这种信念正在因为这场危机而动摇,而数据似乎也支持这样一样悲观的情绪。 背景三是这场危机引发的对市场和政府的全面反思。这种反思本身是必要的。只是,不同的人得到的结论却完全不同。奥巴马政府和很多自由派人士显然认为这场危机的教训是我们需要更多更好的政府,他们的政策也是基于这一假设的。而这种观点,遭受了民间异常强烈的反弹,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前年开始出现的“茶党”。“茶党”出现时并不比“占领”运动更有组织,但茶党的立场总的说来却更清晰,那就是越少的政府越好。“占领”运动,和“茶党”一样也是草根运动,但其已经表达出来的理念却既不同于自由派,也不同于“茶党”,但总的来说更接近于自由派,这也是美国不少民主党人士和工会开始出面支持“占领”运动的原因。“占领”运动似乎也希望一个更大更好的政府,但不是现在的政府,因为他们觉得现在的政府太“腐败”,被华尔街的金融家们买通了;“占领”运动似乎觉得市场并不是对所有问题的答案,因为市场是被“华尔街”控制的,所以他们才要“占领”。 可是,用什么来替代他们觉得不满的政府和华尔街呢?“占领”运动并没有答案。他们沿着他们不喜欢的政府划定的路线示威,然后用他们不喜欢的华尔街银行提供的信用卡付账。也许,他们只是想“占领”而已,没说“打倒”,也没说“取代”。

一个假问题

好几个星期前写的,净化过的版本发于《瞭望东方》。

今年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吸引了格外多的参与者。正式的参会人员达到了1万人,历史之最。这么多人来的原因很简单:世界经济又进入了一个危险期,这一次重灾区是欧洲,欧洲的债务危机有着不断扩大甚至到无法控制的危险。

年会期间,我跑去听了一个名为“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和金融改革”的讨论会。这是一个和欧洲八竿子打不着的会。只是,参加讨论会的人中间有人民银行的副行长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局长易纲,等到记者提问的时刻,几乎所有的记者,都在追问易纲同样的问题:中国将如何帮助欧洲?当然,同样的问题也在国内被很热烈的讨论着,还要加上一条:中国该不该救欧洲?

可是,这些问题在我看来都只是,假问题。假问题的意思是,这些问题的前提是不存在的:中国不可能救欧洲,因此没有什么如何救和该不该救的问题。

说中国不可能救欧洲,不是说中国没有足够多的钱,或者没有政治上的可行性。事实上,中国的外汇储备之巨和经济总量之大,恐怕让中国比起德国和法国更有“能力”来救欧洲。至于政治上,如果真的事到紧急,那恐怕就是“一切皆有可能”了。

说中国不可能救欧洲,是完全从经济的角度说的。没错,中国可以购买更多的欧洲债券;没错,中国也许可以投资欧洲银行;没错,中国也许可以购买欧洲的资产;没错,中国还可以通过多边机构,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欧洲央行或者欧盟,参与对危机国家的贷款。

但,这些都不能真正的救欧洲。如果这些行为就能救欧洲,那事情就简单多了。大不了欧洲央行像美联储那样不停的在市场上买债券就行了,而危机的国家,则可以通过发国债来为遇到困难的银行注资。事实上,欧洲央行已经在市场上买了很久欧洲国家的国债了。这不是一个秘密:不少欧洲国家国债,如果没有欧洲央行托市,早就卖不动了。只是,这些都没有解决欧洲的危机,相反,危机还在越来越加深。原因很简单,欧洲的问题比简单的流动性危机要深多了,欧洲的好些国家面临的是资不抵债和低增长的双重危机。

资不抵债意味着,你不可能通过借给欧洲更多的钱,而让其摆脱危机。所以,即便中国去买更多的欧洲债券,这也只是在提供流动性,提供短期的呼吸空间,而并不能降低欧洲的债务负担。这是中国不可能救欧洲的第一个原因。

低增长意味着,欧洲没法把现在的问题推到10年或者15年后解决。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只要把债务向后推几年时间,现在看起来的很多的债务到时也会因为经济增长而变得不再那么恐怖。只是,如果一个经济几乎没有增长,推迟也不解决问题。看看日本就知道一个没有增长的经济几乎是不可能消化债务的。而中国,是没法直接帮助欧洲增长的,特别是如果那些国家完全缺乏国际竞争力。这是中国不可能救欧洲的第二个原因。

更坏的是,资不抵债和低增长是互相加强的。增长越低,对债务的容忍度越低;债务越高,还债的负担就重,用于投资和消费的就少,增长也会更困难。因此,欧洲的不少国家,此时此刻处于一个异常困难的位置。它们不比美国,因为美国的经济还更有活力;它们也不比日本,因为日本好歹没有什么外债。

谁才能救欧洲?只有欧洲自己。那些高债务国家的债务,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来消减,不管是通过违约让债主承担,还是通过欧洲的财政一体化转移给那些低债务的国家。而改变低增长的现实,则意味着深刻痛苦的结构性改革。获取竞争力是没有什么捷径的:要有竞争力必然需要经济里要有足够的竞争,因此所有被保护的产业都得放开;要有竞争力,这些国家的工人必然要更努力的工作,同时接受更低的工资和福利。总之,不少欧洲人,恐怕要学会告别舒适的生活,因为这场危机意味着,靠债务维持高水平生活的日子结束了。

所以,面对欧洲的债务危机,中国真正能做和应该做的,大概只是和其它国家一起提醒欧洲:面对现实,自我救赎。

美联储的不得不作为的无作为

我还记得那个年轻自信的伯南克:大胡子,眼睛犀利,语速很快,后两条是很多脑袋速度很快人的共同特点。我还记得他嘲笑日本银行的口气:他觉得日本银行连日本的通货紧缩都搞不定,简直不可理喻。他说道:你让日本银行的员工,一人扛一麻袋钱,上街见什么买什么,我就不信没有通货膨胀。

好吧,这不是他的原话,但八九不离十。这是将近10年前,我在北京的一个会议上看到听到的伯南克。不到10年后,美联储的员工还没有惨到要一人扛着一袋美元上街买东西,伯南克也没有开着直升飞机从天上撒钱。好吧,这其实就是他领导下的美联储在所谓的“数量宽松”政策下干的事情,这话一说都一两年了。

现在美联储不搞数量宽松了,要搞什么扭曲或者扭转(twist)。具体的做法就是,卖出4000亿美元的短期国债,买进4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希望借此来拉低长期利率,从而刺激经济。我看到那个消息的一瞬间,就冲到办公室的走廊里,对在那里的几个同事叫道:美联储在干蠢事,这不会有用的。

我的这个断言当然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目的,不然没法吸引同事的注意。更深的原因是来自于我读过的芝加哥大学的John Cochrane教授给出的理由。

好吧,John Cochrane其实没有反对“扭曲”,但是他从一开始就反对数量宽松。我觉得他反对数量宽松是错误的,只是,他给出反对数量宽松的理由用来反对“扭曲”,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John Cochrane给的理由极度简单:他认为数量宽松(现在把这想象成“扭曲”),所做的只是改变了美国政府债务的期限结构—市场上多出了一些短期的债务,而减少了等量的长期债务。如果这就能刺激经济的话,那以后刺激经济也太简单了–只要财政部多发短期债务,少发长期债务,其它什么都不用做,经济就能更快增长,就业就能增加。而美联储所谓的“扭曲”操作,实现的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结果:货币供应并没有变化,财政赤字也没有增加,什么都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市场上联邦债务的期限结构。

通过改变债务期限结构来刺激经济的理论,我是没有见过。但是,我能想象你得做出很多很出格的假设,才能让这件事情有刺激经济的作用。好吧,我其实是见过一些论文的,论述的都是应该延长期限结构而不是缩短。短期债务是对一个国家而言是有很大风险的,看看希腊的惨象就知道了,希腊人一定很后悔:悔当初没有借期限30年的债,而是只借了期限3年的债。现在债主上门,拿什么还钱?好吧,我走题了。

当然,我说的这点浅见伯南克不可能不明白,问题是他还是选择了这么一个极有可能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政策。这件事情在我看来,是伯南克对美联储穷尽了政策,内外受到各种质疑,但又面临经济二次探底危险的妥协。

从政策的角度,几乎所有人(甚至克鲁格曼)都同意,美联储已经没有什么空间了。让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做更多,和让一个打光了子弹的士兵继续杀敌没太大区别。不少人都同意,财政政策才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只是左翼经济学家(例如:克鲁格曼)和右翼经济学家(例如:卢卡斯和巴罗)对采取什么样的财政政策持有的几乎是完全相反的观点:前者认为应该更大的政府支出,更大的赤字;而后者则认为,高税和对未来税收水平的不确定性才是导致经济停滞不前的原因。好吧,我又走题了。

不仅美联储已经没有政策空间,而且美联储内部的不同意见已经非常明显:最近几次重要的政策决定,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都有多达3位委员公开反对。没错,公开市场委员会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只是,在一个目前只有10个人的委员会里(正常情况下是12个人),如果有3个人公开反对一件事情,你可以想象内部的不同意见有多大。

除此之外,还有外部的政治压力。虽然政客们可以满嘴跑火车,但是如果不止一个共和党总统侯选人,用很强烈的语言批评联储的政策,甚至用到了“叛国”这么重的字眼来人身攻击伯南克,你也可以想象伯南克面临的压力。

这是,美联储又不得不作为,因为指望通过财政政策来拯救美国经济避免二次探底(不管是按照左翼的药方还是右翼的药方),想要通过那个疯狂的国会,几乎都是不可能的。而这个国会只会变得更加疯狂,因为选举就要来了,还是总统大选。

所以,一边是弹药用尽,内外压力,另一边是不得不作为。所以,美联储的政策决定,在我看来,只能被形容为“不得不作为的无作为”。然后,还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扭曲。不知道这是在形容政策,而是在形容美联储现在的尴尬位置。